王朔和金庸的論戰引起文壇關注，是有道理的。從表面上看，這是兩個作家個人之間不同審美趣味的爭執，從深層看，這卻是主導中國當代文壇的兩種文學觀念的進一步較量。

一、兩種價值觀念

　　９０年代以來，金庸在中國大陸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榮譽。這種榮譽來自多方面：一方面是學院派的鼓吹，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知名教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會長嚴家炎先生率先在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金庸小說研究》課，對金庸作出高度評價，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一川先生在《二十世紀小說選》中將金庸排名第四，列於茅盾等２０世紀中國文學大師之前，此後，金庸小說研究漸成熱潮，有人甚至提議建立“金庸學”；另一方面，金庸在北大等數所大學獲得客座教授等榮譽職位，進而又獲得了新浙江大學文學院院長的頭銜。所有這些，再加上他在全國性政治機構中的職位，可以說９０年代以來，金庸已經獲得了意識形態和學術界的雙重認可。金庸從不被主流文學體制認可到被捧為大師，從港派文學思想和作風對大陸文學的影響這個角度來看，這是很有意義的象征，意味著南方商業型文化向中原體制型文化滲透，一種跟中國古代傳統結合得更緊密，同時又跟現代商業文化結合得更緊密的閑性型審美文化開始由香港島北上中原，並為大陸文化接受。

　　而王朔恰恰相反，王朔的勢力范圍一直在最底層的讀者當中，他的許多小說段落成了人民大眾的口頭語，在民眾中廣為流傳，但是，學術界，特別是學院派教授、評論家對王朔卻一直不看好，出於誤解，他們認為王朔沒有人文理想，沒有文化品位，他的作品是“痞子文學”，同時，王朔雖然在普通讀者中享有較高的聲譽，他的許多優秀作品，也幾乎是家喻戶曉，但是，他一直沒有獲得意識形態的承認，沒有獲得過什麼重要的來自意識形態的文學獎項。

　　為什麼金庸和王朔在中國當代文壇上的命運會有如此巨大反差？原因是二者在價值觀念上存在根本性分歧。

　　金庸來自香港，他是香港現代商業文化背景下中國傳統俠義文化結出的鬼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宣揚中原傳統文化，維護中原文化“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實際上他是在制造俠義文化的幻覺，他將封建文化浪漫化，來迎合因為當代社會功利主義、金錢本位帶來的市民階層渴望逃避、隱遁的心理，他給世俗社會的實際上只是封建之鴆，而當代人卻誠心地用來止渴。他的這一招甚至也迷惑了那些自以為是的大陸教授們，那些在中國當代社會的市場化中成了邊緣人的教授，受到當代中國市場化原則無情嘲弄的學術界人士，士大夫主義者，他們一下子在金庸那裡找到了心理上的暖窩，於是便深深地寤了進去。

　　其實金庸在價值形態上是沒有什麼正面訴求的，他既不是知識分子寫作者，也不是民間寫作者，而是資本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形態合姻的怪物。他－－一個所謂的浪漫主義者，給人的是沉迷而不是清醒，是逃避而不是面對，是幻覺而不是現實。

　　“武俠”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被高估的，最早，《史記》中給遊俠很高的地位，至於《七俠五義》、《水滸》等則更是如此。到了新武俠，結合了情愛成分，審美誘惑力更強了。實際上，對俠義的要求代表了個體人的軟弱狀態。一個人面對自己無法解決的困難，感到自己的力量特別渺小，無法依靠社會的體制性力量來解決，只能想到請朋友出面解決，這個時候用什麼來要求朋友呢？俠義。只有軟弱的人才對“武俠”有強烈要求。在一個法制健全、民主的社會裡，在一個個人可以充分發展自己的社會裡，對“武俠”的要求可能會少一些，人們更多地可能傾向工程要求公平和公正，他可能首先想到法律，用法律來保護自己。所以武俠在這個時代的流行表明了某種個人無法抗拒的社會不公正的存在，因而武俠不僅僅是反資本意識形態的需要，同時也是大眾渴望社會公正、社會法制的產物。人們感到法律保護不了自己自然而然想到“武俠”－－那種以個人之力反抗社會不公的英雄。

　　知識分子承認金庸，和知識分子尋找抵御市場經濟帶來的世俗化的工具的動機有關，金庸給了他們一種文化上的幻覺，仿佛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抵御市場化的侵襲。而大眾承認金庸是把金庸當成了蚌殼，他們在金庸塑造的浪漫主義英雄人物中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種可能－－盡管是幻覺中的可能。

　　另外，從人的意識來說，每個人都有一種英雄崇拜的情結，渴望在內心有一個神聖形象並對之頂禮膜拜，寄居在這個英雄的理念裡，仿佛我們自己也成了一個俠客，接受美貌少女的青睞，具有無邊神力。在幻覺中感到自己很強大－－強大到可以以一己之力抵抗這個社會的結構性問題。

　　而王朔在價值層面則嚴肅得多。他是幻覺文化的敵人，是假知識分子、窮酸文人的敵人，是假文化的敵人，他的價值立場是平民的，他寫這個時代的實實在在的在我們的身邊發生著的生活，他將生活的真實圖景展示給我們，因而他是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他從來不用假理想主義的神技撫慰我們，更不用幻覺來打發讀者；他寫作的基本姿態是反諷，顛覆意識形態話語，揭示意識形態話語的荒謬性，將人們拉回到現實面前。

　　因而他不為那些所謂的具有人文精神的教授們所喜歡，因為在王朔那裡，一切虛妄的價值觀念都被嘲笑，一切假仁假義的理想主義都被諷刺，在人文主義的幻覺的天堂裡飛翔的教授看到了他的小說就會跌落下來，成為不堪一擊的肉醬。王朔不遺余力地嘲笑知識分子，嘲笑理想主義者，嘲笑將道德、理想這些大詞匯當飯吃的人，使得知識分子們大跌眼鏡，於是知識分子、教授們也就不喜歡他。同時，他在價值觀念上的顛覆姿態，他顛覆一切正統的意識形態話語，因而他也不為意識形態所接受。

　　事實也正是如此，王朔在我們這個時代是孤獨的，大多數的人被他表面上的遊戲味、痞子腔所蒙蔽，沒有看到他在骨子裡其實是一個真正的啟蒙主義者，對他的小說裡流露出來的深切的人道主義精神、對小人物的悲憫情懷、對愛情的渴望、對個體的人的存在價值渴求視而不見，是他在最正確的方向上堅持了魯迅開創的現實主義傳統，直面人生的戰鬥精神。更為可貴的是王朔做這一切的時候不是大呼小叫著去的，他總是面帶嘲諷的微笑，以一種痞子式的玩世不恭去做，他的幽默，他的反諷，使得他看上去似乎是一個沒有信念、沒有理想的人，他在世人面前隱藏了自己，因而為世人所不理解－－沒有多少人能讀出他的小說裡滲透著的悲傷，沒有人能從他的小說中讀懂什麼叫做真誠。而那些所謂的人文主義教授，那些將導遊手冊當散文寫的人，那些呼天搶地不時將愛國主義當幌子晃一晃的人，那些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書寫“人文理想”的人則常常佔盡先機。

　　回到金庸和王朔的爭論上來。這樣的兩個在骨子裡很不同的人，他們的爭論是遲早的事，或者暴露在讀者面前，暴露在媒體面前，或者隱藏在心裡、埋藏在私底下，這些都不重要，問題是他們的價值觀念不同。因而，有些人，特別是一些轟炸王朔個人網頁的網友，金庸迷僅僅將二者之爭看成是不同文學趣味之爭是不對的，這是一場立場之爭。


二、兩種文學趣味

　　王朔和金庸在價值觀念上存在巨大分歧，因而在文學趣味上也水火不容。金庸是用一種貌似高雅的方式向大眾和知識分子的庸俗趣味妥協，而王朔正好相反，是用一種貌似庸俗的方式向大眾和知識分子的庸俗趣味挑戰。

　　金庸是一個“貴族主義”者，他迎合沒有學問的人的學問要求，在他的小說中，將詩、詞、曲、賦這些中國古典文人的褻玩之物發揮到極致，將章回體小說的技術手法發揮到極致。因而一些人會說他很有文化感，而這些人尤其以不懂中國傳統詩、詞、曲、賦，不懂中國傳統文化的現當代文學研究者、後現代學者為代表。這是一個附庸風雅的時代，一切真知灼見都被歧視和忽視，而形式上的把玩風格，手法上的炫技主義，常常成為人們追逐的對象。同時，富裕起來的大眾開始文化上自我照鏡，這個時候金庸以他特有的古典文化感送上門來，人們一下子發現，原來現代社會還有這麼有文化的人，這麼精通中國古典文化之神秘的人，人們完全被征服了（竟然有金庸的讀者說“我是在金庸的小說裡才認識了中國文化和中國倫理的獨特魅力”－－見《文學報》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１期）。

　　而王朔呢？他恰恰相反，他無視一切文化人的自我優越感，他對一切“孔一己”主義者都給予無情的嘲諷，他自稱是最沒有文化的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虛飾、浮泛給予毫不留情的打擊，他使文人斯文掃地。他常常對“教授”這個稱呼不屑一顧，甚至充滿敵意，他的小說沒有詩、詞、曲、賦，他也不在小說中談論音樂、繪畫、文學，他自己在做文學可是卻將文藝看得一錢不值，他只寫生活本身，從來不在他的小說中塞上不倫不類的“文化”，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平民主義者。

　　金庸用一種半文半白的語體寫作，對於中國大陸的閱讀者形成了一種語體上的陌生化效果，獵奇主義的閱讀者自然對此感到折服，而實際上，金庸是在以此炫耀他的知識分子身份，他在用一種知識分子的語言寫作。而王朔，他以一種真正的民間的口語寫作，他是老舍，這個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語言大師的當代傳人，他將一種京味的、民間的語言搬到了小說中來，他毫不做作，在這方面，王朔的小說在語言上完成了一次真正的革命，一種即不同於意識形態體制語言，又不同於知識分子書面語言的小說語言在他那裡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就語感而言，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南方作家在漢語語感上大多有這樣或者那樣的問題。要麼是歐化味道太重，讀起來像是翻譯作品，要麼是方言味太濃，巴金、魯迅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金庸就更不用說了。

　　王朔，我得說王朔是語感極好的作家，他的語言行雲流水、酣暢淋漓，他的語言是誕生在城市民間的，是豐滿的、健康的，富於生命活力的語言，沒有假士大夫的腐氣，沒有假知識分子的酸氣，沒有小女人的鴰氣，也沒有老男人的霸氣。他的顛覆性寫作完全來源於他對語言的良好直覺。這一點金庸是比不上的。

　　在金庸的筆下是見不到平民的身影的，金庸只會描寫各種各樣的大俠，楊過、張無忌、陳家洛、令狐沖、郭靖……這些遠離人間煙火在空中飛翔的英雄們的確讓一部分人感到振奮、感到豪情激盪，金庸那越過凡人的頭頂投向宇宙的視線的確使一部分人找到了寄托，仿佛神聖的精神境界，英雄的神勇氣概，尊嚴的生活面貌一下子就來臨了。但是，當我們放下金庸的書，這些又一下子煙消雲散了，於是乎，要欣賞金庸就得成天生活在金庸的小說裡，要拿著金庸的小說手不釋卷，當我們從金庸的虛無世界中跌落出來，我們會發現金庸原來給我們的只是一塊充飢的畫餅。與之對立的是，王朔的筆下總是生活著各種各樣的小人物，他們沒有驕人的武功，沒有驚天的偉業，但是，他們是腳踏大地的人，他們生活在“生活”之中，王朔正是在這些小人物身上寄托了自己對這個世界的人道主義情懷，他關心的是那些生活在這個世界的底層，被這個世界壓迫，有些失措，有些虛無，有些百無聊賴、不知所以，但是卻真誠、熱切、善良的人，王朔的筆觸在嘲諷和譏笑中包含著深切的同情，例如他的小說《千萬別把我當人》、《過把隱就死》、《我是你爸爸》等，無不如此，－－這些都是小人物的生存悲劇故事，寫得非常感傷，作者是讓人含著淚笑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是怎麼讀小說的，在王朔那裡虛無只是反抗壓抑的手段，痞味只是反抗道統的武器，而他們卻將王朔本人讀成了虛無主義者和痞子，在我看來王朔正是那些道德虛無主義者的敵人，政治痞子的敵人。我常常能從王朔的筆下讀出痛苦來，王朔對小人物的生活的觀察和描寫是多麼的深刻，對小人物的情感狀態的分析是多麼細致，沒有對底層的真切認同，他怎麼呢寫得出來？

　　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絕大多數是不願意面對嚴酷的現實的，他們更願意躲在金庸的桃花園裡自我陶醉，也不願意來到王朔的現實中面對自身，他們不是沒有鑒賞力，就是缺乏勇氣，因而他們選擇金庸這個花枝招展的桃花園主，而不願意選擇王朔這個將生活的面紗撕碎，讓生活赤裸裸的面對我們的人。帶著真理而來的人將為我們所唾棄，而帶著迷湯而來的人將大受歡迎。

　　從純文學的角度，我們說金庸沒有擺脫古代武俠小說的范疇，在小說結構方式上沒有擺脫章回體小說的格局，在語言上也沒有什麼獨特的貢獻，而王朔卻創造了他獨特的王朔體語言風格，他在描寫文革後一代青年、小人物的生存處境和精神狀態方面對當代中國文壇是有獨特的貢獻的。所以，筆者在社會價值觀上對王朔取理解的立場，在文學觀念上站在王朔一邊。但是，就金庸和王朔的爭論，就事論事，我反對王朔的刻薄，讚成金庸的雍容大度，王朔有理由存在，不等於說金庸就必須被罰下場。

■〔寄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