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床】
橄榄树文学月刊◎ 一九九九年十月期
编辑:吴晨骏

·魏 微·
一个年龄的性意识

  我本来想说的是性意识和时代的关系。我喜欢把一切东西与时代挂钩,找个体后面那博大精深的背景和底子。个人是渺小单薄的,时代是气壮山河的,我们得有点依靠。
  后来又想到了性意识与年龄的关系,觉得稍稍冲缓了一些,虽然也不甚满意,然而较之时代,毕竟老实了许多。

  小容有次邀请我和叶子去她家作客,她刚借到了杰克逊的《危险》现场演唱带,还有爱情片《燃情岁月》。
  后来我们又看了一部带有色情场面的片子,在看那部片子之前,小容特意征求了我的意见。我以前没看过,而且未婚,而且--在她们看来--也许是单纯的。我答应了。
  小容接着对叶子说,这部片子并不好,粗制滥造,是下等的片子。然而也不妨看看--看人可以“下等”到哪一步。她曾经看过一部黑白片,是所谓“上等的片子”,制作精良。欧洲人的身体本来就是好看的,离本能和欲望更接近。而且并不讳言,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东西。
  而且--它是舒展的,小容钦仰地说,自然而然地好像本来就该这样,不这样反而不对了。下午的阳光照在这个26岁的女孩子的侧脸上,她的健康和眉飞色舞。阳光里的灰尘空漠而且大。阳光里侧的那半边脸则是阴凉的,使人觉得唐突和不安。
  片头前有一段背景音乐,有点像广东的民间小调,欢快,轻佻,下流。
  我一下子笑了起来。叶子问:“还没看到呢,你笑什么?”我竟抱着胸大笑了。实在是很快乐。那些下流小调我很喜欢,让我觉得温暖。
  那真是一部低劣的片子,很丑陋。我们三个人反而厚颜无耻地看了很久,无精打采地期待着有好的出现。小容和叶子一边看着,一边加以调笑和指责。叶子笑着问我:“怎么样?有心慌的感觉吗?”我说没有。小容倒有些奇怪了。她第一次看的时候,没有我笃定,比我慌乱、紧张、过敏。
  我想她是对的。我黯然地低下头,为自己的沉静暗暗地觉得不安。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不对了?在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东西变了质。
  激情以另一种方式恣意地表达出来--虽病态,也有它不得已的道理。为了免受伤害,我们也只能这样。
  我们终于在文字里找到了一种解决方式。我们在自己的笔下和异性谈恋爱,窃窃私语。我们在自己的笔尖下跳摇摆舞,尖叫,做各种怪异动作,活蹦乱跳又快乐不已。
  后来,我们知道自己又错了,一切都本末倒置了。那就是我们对于文字的信任和膜拜实在要大于异性。

  其实我想说的是,性意识的觉醒和记录应该在我们最初的文字里。三年前,在我的处女作里,我写了小县城的一个女孩子婚外恋的故事。末尾,一切都结束了,她的未婚夫带她到医院作体检。我写道:“竟发现她的身子还没破!”因为是初学写,写的时候是极其收敛和自持的。写到这一句,也还是犹豫了很久,实在舍不得再放弃了。
  我的顾虑倒不是别的,而是来自我父亲--我弟弟是没耐心读小说的。我们父女的界限很分明,较少有亲昵的时候。也就是说,性别的界限很分明。这在绝大多数的中国家庭里都一样。我们都是尽责、本位的父女。然而也都是明白人。
  他看了,说了一些客观的意见。我心里仍在想着那句话,不知道他会对我有什么想法,心里稍稍有些不安。
  后来越写越放纵,竟到了一种不渲染不痛快的地步--其实仍是收敛的。再放纵,又能到哪儿去?那时我开始积极向省文坛进攻。以期能够早日成名。我父亲托了个关系给我,老家人,是老革命,早年从事新闻,现闲居在家写回忆录和“抗日小说”。
  我拿了我的第三个中篇去拜望他,希望他能帮我引见大刊物发表。他接了,嘱我第二天再听回话。
  第二天,我和大学的两个同学一同去看他。他说了一些闲话,然后才告诉我,他跟大刊物的编辑并不熟悉。他有一个儿媳妇也是搞文学的,很现代派,乌七八糟,他不喜欢。他收到各种文学刊物,从不看,那上面写的是妓女。
  我红着脸问道:“妓女不可以写吗?”他说了一些话,我没听清楚。后来,他对他太太说,你不是跟英儿(同去的一个女孩)有话说么?他太太便带着英儿去屋外说话。
  外面下着雨,坐得太久了,我几次跑到阳台上看雨停了没有。想走。晚11点,还是冒雨回到了学校。那天是95年“三八”节。
  晚上,我躺在床上,跟英儿说起白天的情景,有些窘。英儿犹豫了一下,问我:“你知道他太太喊我出去干什么?”我摇摇头。
  “她问我你结了婚没有?”我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
  “我告诉她没有。”英儿说,“她又问,既然没有,怎么会写出那样的东西?”我坐起来哭了。我哭道:“她为什么要跟你说上这些?她有什么话,是可以直接跟我说的。”我拿出刚取回来的那篇小说,指给英儿看,我并没有写什么。英儿茫然地点着头。
  我有些不平起来。
  第二天,我告别英儿,带着稿件直接来到了一家刊物。接待我的是编辑水先生,一个眉目清楚的男子。他让我坐下来。我差不多要哭出来了。我用变调的声音说道:本来给一个人看了,他说爱情场面太多……就自己递过来了。也不知为什么跟一个陌生人说上这些。无法自控。
  水先生问我:“你多大了?”我说二十四岁。我把稿子留下来,就走了。稿子仍是没用,因为不好。
  后来,把那些接吻、拥抱,自以为很有趣的场面删去了,刊在当地的一家小刊物上。
  我初写小说曾受张爱玲的影响,张爱玲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白玫瑰》均成于她二十三四岁时。小说,照我的理解,写的也都是人性中不干净的、龌龊的东西。我曾公开表示,我喜欢小说里龌龊的东西。二十三四岁,大约理所当然地,也是龌龊的年龄,因为未婚,对性的理解是激烈和丑恶的,不能平和地去看待它。
  后来,又战战兢兢地写过一篇观念性的东西,讲一对父女的故事。坚定的信仰和飘忽不定的性心理的冲突。
  直到今年初,仍在写类似的小说。在3舍103那间小屋子里,终日不见阳光,因为是旮旯,楼上常有水泼下来,泼得多了,也懒得去说。屋里有阴潮的霉味。
  整日逃课,开着灯赶写那篇小说。讲的是一个现代女孩子自觉逃离都市的故事。
  也是观念性的东西:希望说明原始的、纯粹的情欲在现代社会已经消失了,性堕落成为一种暗示和象征。
  对于我们不熟悉的性,真是有太多的话要说。因为黑雨逼稿,有时会写到夜里三点。写着写着,就趴在桌边,想呕吐,觉得不该那样,人无论如何也不能那样。性成了一种支柱,甚至不能不写。作品是黯败的,像那时的我。那时我刚失恋,觉得自己从自己的身体里一点点走远了,走没了。阴沉着脸,无精打采,一回到小屋里就精神抖擞。整个人与屋外的世界隔绝了,变得虚幻,可有可无。

  我后来跟小容讲了这事,无独有偶,小容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写过一篇小说,讲的是一个女人的性觉醒,从童年到少女时期的性心理和性行为。小容的小说写得还要疯狂、恣意。没有我那么多先行、笨拙的观念。小说更直觉、水性。她自己也很满意,拿给出版社的一个编辑看了。
  那是一个男编辑,他在电话里跟小容说,他觉得她的小说不错,然而有的章节“不行”。
  那小说我后来也看了,实在也很平常。只是对照当时的心境,大约也是一路上厮杀呐喊过来的,带有点无端报复的性质。
  我们在报复什么?
  小容有次问我,关于性描写,在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因为是女人。
  我想了想说,我有点在乎。
  她说她不在乎。
  我说我也可以不在乎,然而我觉得没有价值。

  我和小容是同龄人,我们站在我们文字的废墟上,一点点地长高了。我又想起了我们看录像的那天下午。
  我能够想象着在她家的阳台上,倚着栏杆,和她说话的情景。
  我们说起了林白、陈染等女性小说。她们是上一辈人,长我们约十岁。她们至今仍在乐此不疲地写同性恋、手淫、自恋,带有强烈的女权主义倾向。
  小容懊恼地说:“不是不能那样写,然而总有地方让人觉得不对劲的。”我说:“她们是激情的一辈人,虽疲惫、绝望,仍在抗争。我们的文字不好,甚至也是心甘情愿地呆在那儿等死,不愿意尝试耍花招。先锋死了,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老实地走路。”小容说:“她们是女孩子,有着少女不纯洁的心理。表现在性上,仍是激烈的、拼命的。我们反而是女人,死了,老实了。”那是吉庆路一带的房子,有小街,隐隐约约能看见灰尘。小贩刚挑了两箩筐青菜过来,上面泼了水,哩哩啦啦撒了一路。。
  我对小容说:“我男朋友老指责我没有激情。”叶子说:“小容是不一样的。小容是另一种。”小容喜爱运动,她健康、活泼、上进。然而--不知从何说起--我们就是很相近的人。
  我倚着栏杆,心情很明净。我对远方十三陵的黑雨说(他是为数很少的看我那篇小说的人之一):“我现在简单了,看世界也纯洁了。”说的时候有些心酸。

■〔寄自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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