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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拔丝山药：作为一种疾病的思想
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携带着我的思绪——这既非出于自愿，也非被迫，而只是一种无可置论的必然。
所谓“思绪”，自然是一些线状物，一些“线索”，它们象寄生虫一样在我体内顽强地存活，又象冤屈的幽灵一样若隐若现地沉浮在我意识的地平面上。
当它们出现在意识中时，它们困扰我，占用我大脑的中央处理器的运行时间，但却又令人欣慰地显得似乎在我的意志力的控制范围之内，让我因为错误的自我估计而麻痹。而当我抑制它们、围剿它们、并且似乎已经把它们消灭殆尽时，其实它们却只是潜伏到了意识之下的深处，在那里，它们不慌不忙地定居下来，一边蚕食我的毫无抵抗能力的脑细胞，一边从中吸取养料，发展壮大，以图某日再次向我发起致命的反攻。
这些挥之不能去、招之却也未必能来的执念构成了我近年来思想活动的主要内容，他们如同一群孜孜不倦的讨债人，一张张熟悉到令人恶心的面容不厌其烦地在我眼前交替着显现、做鬼脸、拉近、离远、闪回、复现（象民间艺人的变脸戏法一般层出不穷）——正当你因为某一张面孔长久不见而暗自窃喜以为终于摆脱了它时，它却突然带着一块新长出来的黄斑或者一颗你以前从未发现的带毛的黑痣出现在你面前。
当我拖曳着自己的残躯从这些思绪从中发源的那锅生活粥状物中离去时，它们就像拔丝山药后面牵绊着的糖丝一般把我和我渴望摆脱的过去粘接在一起。它们是风筝的引线，也是梦魇般的记忆伸过来的爪子，使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无法获得心灵的自由。同样，就像拔丝山药从盘中挟起后，必须在凉水中涮一下，才能扯断与其母体的关系一样，我也必须经过某个冰凉刺骨的忘川的洗礼，才能涤净这一切由我的过往罪孽孳生出来、寄生在我体内的思想线虫，重生为一块新鲜纯洁的白板，只有那样，我才能重新感受到未被畏罪的焦虑污染过的、还复到原初状态的世界，才能重新获得观看和参与世界进程的欣喜。
然而谁能告诉我：我的忘川在地球的何处？我走遍天南海北，却无法把这些贪鄙粘稠的执念从大脑中驱除。无论我行走得如何迅速，逃遁得如何诡秘，我都不可能从这个沉重的躯体（以及这个沉重的思想着的大脑）脱颖而出。这些汗津津的肌肤、混浊的肌肉、蠕动的肠胃、皱缩的面孔、炽热的脑髓，它们时时刻刻把我包裹得密不透风，使我无隙可逃，仅在额头下面留下两个狭小的窗口供我向外窥看——这种最后的恩赐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我的焦躁和恼怒，因为眼睛向我展示了自在的、开畅的外部世界，而我却注定永远只能困在这付闷热的肉体牢狱之中，无法进入其中——这是一种坦塔罗斯式的折磨：当我面对这世界静止不动时，它好像对我张开双臂，似乎只要我轻轻一跃，就可挣脱牢笼，落入它那无限的明净之中；然而，只要我开始满怀着热望向世界走去，世界也立刻开始退却，而且退却的速度永远不紧不慢地和我前进的速度保持一致，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任何进入它的企图。
世界永远在我周围，可以看见，可以触摸，甚至可以改变，与此同时，却也永远在我之外。《洪堡的礼物》中提到，在完成了某种特定的心灵练习之后，意识不再从身体之内向外审视世界，而是反过来，可以在身体之外透过世界之眼向内观照自我。这里令我不解的是，当你能够透过世界之眼观看世界时，你怎么还会有兴趣再返回来观看自身？在我看来，（无论是物质性的、伦理性的还是智性的）自我都只是存在的一件臃赘滞重的负担，如果能够捐弃于路旁，我绝对不会因丝毫的眷恋而回顾。
有时在梦中，我似乎离开了沉重的躯体，因为我不再零零星星地看到构成我的躯体的那些令人厌烦的片断。我的身体消失了，或者，即使没有消失，也在“我”之外，就像别人看到的那样。视觉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定广角的界域，眼睛后面也不再阻挡着不可见的虚冥，而是整个如同一个通体透明（半径为零）的水晶球，视线自由地射向四面八方。
仅仅这种观看和存在的方式就赋予梦境一种在清醒时不可企及的轻快感，这种感觉基调使得梦中任何最平凡的事物都蒙上一层明亮的光彩——这是一种二重的光，好比让睁着眼睛的人再睁开眼睛，这时你会发现原来所谓的看其实不过是一种盲。
导致这种盲症的病因正是那些执念，它们顽固地插身于我和世界之间，象白内障一样逐渐加厚，从妨碍我清楚地看到世界到后来甚至使我完全注意不到外界的景象，以至于我常常全凭下意识的导航系统在街道上行走，冒着生命危险穿过车水马龙的路口，偶尔从失神落魄的状态中觉醒过来，竟发现自己一点儿也记不起刚才看见的一切。
现在，当我想到我自己的思维器官时，出现在我心眼前的意象竟是一付炖在汤锅里的白生生的脑花，那些周而复始、毫无进展的思绪就像一簇簇淡蓝色的闷烧的火苗，在它们的热量的激发下，由生物电流或神经元冲动组成的一锅汤水沸腾着，吐着气泡，发出持续的咕嘟咕嘟的令人烦躁的声音。在这样恶劣的试验条件下，大脑痛苦地翻滚着，挣扎着，逐渐经历某种复杂的化学变化——是的，这种看似徒劳无功的思想活动虽然对外部世界毫无作用，却改变着内部世界的结构，不知不觉中，大脑被毒化、酿造、发酵和变形了。
我弄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总在不停地追问、质问（这里我又在追问了）？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专心致志地沉浸在他们的处境中，如同儿童沉浸在他们所信以为真的游戏中？为什么我必须意识到游戏的虚妄，却又无法脱身而出、进入一种其真实性可以使我信服的更高级的游戏？为什么我必须和这些与我截然不同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为什么赋予我这样一对相互嘲讽、相互抵消的洞察力和行动力？为什么既让我看到即使是最强大的人类力量在根本上也是微不足道同时又使我在即使是最低微的世俗权力面前也必须低头？——这实在是一种肮脏的、不值得去担当的命运。
而这些无谓的思想，它们凭什么在我脑中翻卷不休，它们凭什么如此蛮横地占用我的生命？到底是我自己在思考还是某种外在的不可违抗的力量武断地把这些肮脏的念头塞进我的意识之中？无论我如何努力寻找（递归地，这一“努力寻找”本身也是一种“无谓的思想”），我实在无法找到这些思想有任何结果、价值、必要性，一句话，任何存在的理由（raison
d’etre）。
思想只是一种无法遏止的风暴，只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病症，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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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岭南：旅行中的一个瞬间
旅行中的一个瞬间：在岭南的某条不知名的公路旁边，停着一辆长途汽车。
我站在院子里，倚着门柱独自进餐。白色的泡沫饭盒里面，是半拉夹生米饭、一筷子菠菜、一只黑瘦的鸡腿和一枚卤蛋。
对面，是一家修车行，墙上、地上以及穿着工作服的人身上都被油渍染黑了。而在快餐厅和修车行之间，摆放着一张露天台球桌，台面凹凸不平，铺在上面的绿毯子被老鼠咬了好多破洞。两个不到二十岁的孩子在打球，一个高高瘦瘦，身穿花衬衫、西裤，另一个略矮些，很肥壮，身穿黑色无袖Ｔ恤，脖子上戴条三两重的铁链子——都是上好的流氓坯子。
突然，如同沙漠里突然喷涌出来的一股清泉，某人调了一下某处的收音机，从里面立刻迸发出一段流金泻玉的速度金属华彩。
刹那间，音乐如同一把尖刀刺入我的胸腔，给我带来撕裂般的快感，非常的强烈而痛快。它又象是一束激光穿透我的全身，使之变成一个晶亮透明的蛹，紧接着，这个蛹又因狂喜而膨胀乃至破裂，于是我的灵魂从中振翅飞出。
我以超过光速的速度回到了北京，时间仿佛是两三年以前，地点是我自己的寓所：我坐在黑暗里，陷落在沙发上的兽皮中，不远处是我那部TCL微型组合音响的天蓝色液晶显示屏的纯净辉光。
我的身体消失在黑暗里，我的存在向一切（事物、声音、思想、空间、时间、记忆、未来）敞开。一切穿过我，毫无阻碍，犹如穿过虚空。这是一种类似于梦境的体验，却又比梦境更加澄澈，在其中，我从一个镜面刚性小球变成一个时空中的透明奇点，虽然既无广延（空间）也无绵延（时间），却又清清楚楚地存在着、观看着、倾听着。
在短暂的一分来钟里，我和美妙的调频乐－噪音（moise）的电声奇葩一同绽开，从思想的粘湿沼泽中自拔出来，登上纯粹感官的干爽岛屿，很久以来第一次在忘却的轻快中自由地舒展开身心——
But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由音乐唤起的迷狂一旦停止，这个质问立刻出现在我面前。
这一质问在脑中以英文的形式出现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在暗示其提出者的特定的文化色彩和阶级属性。是的，随着这段不知道是熟悉还是陌生的音乐被唤醒的不仅是一种心灵状态，还有潜伏在我体内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完整的语境和历史，包括他的教育史（规范教育和自我教育）、阅读史（现代和后现代主义）、生活方式（休息日的采购、标签上印有带变音符号的拉丁字母的北欧烈酒）、艺术视界（摇滚乐、先锋电影、观念艺术）乃至语言习惯（通过夹杂外文来体现自身的优越感），等等等等。
正是这个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小资产者（或有知的无产者）在质问：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是的，他无法理解眼前的一切：这辆锈迹斑斑的长途汽车，这条不知名的边陲公路，这间快餐厅，这家汽车修理行，这张被老鼠啃吃过的台球桌，这一对花枝招展的流氓坯子，尤其是，自己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端着这个白色的泡沫饭盒，里面盛着作为午饭的半拉夹生米饭、一筷子菠菜、一只黑瘦的鸡腿和一枚卤蛋？
What the hell am I doing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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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同：猪粪研究
合同：
天涯养蜂联营公司养蜂员常春元先生（以下简称甲方）现聘用张某先生（以下简称乙方）为其开发养蜂专家－智能跟踪咨询系统。
合同期限：自某年三月三日起至双方认可系统完成之日。最长不得超过一年。
甲方责任：开发期间负责乙方的食宿，提供开发所必备的设施，指导乙方学习养蜂知识。
乙方责任：在合同期限内为甲方提供合符需求的软件产品，并教会甲方使用。
劳动报酬：除全包食宿以外，项目完成后一次性支付人民币三仟圆整。
……
老常是吉林人，五十来岁，高大白皙，一双大眼总是瞪得溜圆。他属于一个全国范围的养蜂联合体（据我的直觉，这象是一个半地下的民间组织），这个联合体在全国各地设有无数生产站点，并配备接待和管理人员，为游牧的养蜂人提供迁徙和暂居的一切便利。有了这些，再加上航空托运蜜蜂的先进手段，养蜂人就可以象出差的业务员一样只需携带简单的行李即可转战大江南北。
我是在一列客车上认识他的，当时这列车正从一片开满油菜花的原野中驶过。油菜花发着光，散发着香气，透过车窗投射进来，再从洗脸间的镜子上反弹到我的眼睛里。在短暂的几秒钟内，我的身体、思想乃至我的整个存在全都被这片金黄与嫩绿的灿烂织物所覆盖：我自己就是这片开满油菜花的原野，别无其它。
几秒钟后，我恢复了知觉，决定签订这份合同。
我们的目的地在广西南部，海边的一个小县里。先到钦州市，在那里停留的半天里，我花了2000块钱买了一台破二手电脑和大量可能用到的盗版软件。然后我们坐长途汽车到达县城，在所谓接待处住了一夜，第二天就雇了一辆拖拉机载着我们的蜂箱一起下到营地。
营地临近一个村子，在一个小山包上，四周都是油菜地，只有一条烂糟糟的土路勉强可以通马车。老常住在营地的帐篷里。我为了用电，则必须住在村子里。我被安置在一个农民家里，吃住全包，每个月才300块，远远低于我当初的预算——惊喜之余，我自问早些时候怎么就一点儿也没想过到农村来“隐居”？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完全把农村遗忘了吧？在城市中居住的太久，使我不仅遗忘了早年在老家农村的生活经历，甚至几乎丧失了想象农村的能力，以至于当我需要逃亡时，我头脑出现的意象最多只是偏僻落后的无名城镇。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在人群中而不是在大自然中隐遁，其中潜藏的动机或许还有另外一点：我的艺术教养使我本能地逃避前现代的、浪漫主义的自然风光而偏好现代的、弥漫着波德莱尔式的灰色烟雾的街道布景。我的眼睛在现代艺术（诗歌、小说、电影）的执意熏陶之下习惯从街道和人群中捕捉罪恶、粗俗和淫荡之“美”——这种视觉磁力和我低微的工人阶级出身（从小在用油毛毡、单砖墙和外涂沥青的枕木堆建而成的铁路家属区中长大）合力，既使我对光洁的资产阶级室内装饰感觉隔膜，又妨碍我对田园山水生发出士大夫式的诗意感受。
因此当我处身于田园山水之中时，我是通过农民的生活和生产为中介来认识这种陌生的环境的：供人耕作的田地，简陋而牢实的木板房屋，山坡上烧得黢黑的补丁，特别是，作为一种始终不变的嗅觉基调的猪圈味儿——这一切作为缓冲物或者包裹物部分地消解掉了大自然的赤裸的残酷性和不可理解性——就像婚纱照中百试不爽的柔光效果或者中学课本对世界及其知识所做那种刻意的体系性简化，这种经过被称为的“农村”的过滤装置软化改造过的自然更容易被我接受、习惯。
这里，我特意提到了猪圈味儿。
相比人粪而言，猪粪（和人粪在同一个坑里）的气味其实不算太臭，而是感觉反而更加干爽一些。排除心理的因素（人性的自爱造成的对自身排泄物的禁忌性憎恶），这一情况的物质原因在于猪的食物更加原始、粗糙，没有经历人类食物为了增加香味而经历的那些发酵、酿造之类的变质处理——事实上，大多数人类食物的加工过程都是一种有控制的腐败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产生出各种各样的芳香成分（醇酊醚酚之类），而这种芳香处理在人类的消化系统（胃肠）中更被推到极致，从而走向其反面：恶臭。
实际上，香和臭的对立关系本来就是主观的、相对的、历史的、变动的，也就是说，是辩证的。不用举臭豆腐的例子，就拿人的粪便来说，在特定的浓度、特定的发酵程度和特定的情境下，其臭味也会暧昧起来，变得和香味难分难解，以至于你不得不求助文化传统的专断力，才能肯定它是臭的。
当我这样考究猪粪的学术含量时，我并没有把猪粪的那种原汁原味的即时性和现实性如其本然地带给读者（在这种气味中凝聚了整个特定区域内的农村生活的全部的文化性格和历史的精髓，能够让你在嗅到它的瞬间中对该种乡村群落的旧式存在产生某种综合性的、领悟性的同情和理解）。相反，我用繁琐累赘的文字把这一知觉的事实（某种如同铁矿般不可分解的外物）包裹起来、隔离起来，甚至彻底改变了它的面目。
因为感觉本身是综合的、瞬时的，如同一个坚实的块状物一般或迟钝或尖锐地击中感官；而写作却是线形的，它是在各个可能的方向上试图展开这个硬块；那些借助比喻或联想从中生长出去的触须很快就繁衍过度、枝枝蔓蔓、绞缠在一起，成为把原物遮盖起来的一张密网——而最终完成的文本就是附着在这张网上的一条或便捷或曲折的路径。怎样才能让人透过文字嗅到这从开放式的干栏式木板猪圈中自由自在地飘到夯实泥土的院子里来的既原初又家养的气味呢？
这种气味甚至可以在博物馆中从陈列着的出土汉代陶溷里侧卧着的陶制母猪身上借助想象性的内嗅觉闻到，从那时起，厕所和猪圈就一直构成特定形态的连通器，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无论是猪圈、猪还是猪的气味，都变化甚微。
然而这种气味对于构成我的读者中的多数的城市居民却是陌生的，虽然他们（作为家族或种群）离开这种气味的时间距离一般来说也不会超过百年，但城市生活的日新月异的变动性质注定他们缺乏历史感——只需数年的工夫，一个人的注意力就会完全被城市的种种异象汲干，绝对没有任何剩余可供投向世界的其余部分。
悖论的是，乡村，尽管在其中依然保存着汉代乃至汉代以前的生活设施，却令人惊异地同样缺乏历史性，因为这些设施在这里是被当作当下的实用物品来使用的——它们不曾承担历史含义，因为从未有人把历史的眼光投注在其上。乡村不只是落后的，简直就是静止的，这种静止性造成的结果就是：现在的农民和汉代的农民在某种程度上是共时的。由于缺乏足够的发展、变动，农民不能造就历史，因此，虽然他们看似保存了“历史”，虽然他们的猪圈看似和出土的汉代猪圈一模一样，却并非历史文物，与历史无关。
相反，城市每天都在造就历史，却无法培养出一种历史感，因为过去的痕迹在不断地被倾覆、被覆盖、被改写、被遗忘。一个合格的城市人应该不断更新他的服饰、手机、食谱、俚语乃至思维、感受的方式；一旦某日这种更新停止了，也就意味着他已经退出生活，或者生活已经对他关闭。而也只在这时，他才会开始回忆、开始怀旧，同时也被迫在一种反身作用之下成为自己的回忆和怀旧行为的对象——也就是说，在产生历史感的同时，他自己亦变成了历史遗物。
这些思辨性的文字使我偏离猪粪的气味更远了，就如同铃木大拙在《禅学讲座》中所说的那样，西方式的智性分析无法使我们接近物体，它在认识理解物体的同时把物体拆毁，使之不在是第一时间里那个完整的本体。也许，一池散发着气味的猪粪就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茶花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无限，与其通过显微镜来认识它，不如用寥寥两行俳句来表达其中蕴含着的无尽的情趣：
从木栏那边飘来的猪粪臭味啊，
散入远处的迢遥青山。
在这里，诗人避开了用文字来描摹一种特殊气味的艰巨任务，而是改用一声平淡的呼唤来邀请读者参与一场微型戏剧（俳句就是这幕戏剧的唯一组成部分：舞台提示）。在这场除了简单的布景和一个单一的动作之外一无所有的戏剧中，读者的生活经验和想象力被诉及，读者被要求在体内已经储存好对猪粪臭味的仍然鲜活的印象，这样，一经邀请，这种印象就能如约而至，再造出与诗人写作时几乎完全相同的境遇，从而实现一种完整的、综合的、毫无遗漏的叙事——这就象如今流行的由真人自己扮演的电视节目，在其中，演员和被扮演者的距离消失了，能指就是所指，符号就是物自体，于是彻底省去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式的化妆技巧和移情努力。
至此我带领猪圈臭味的突围又一次宣告失败，未能穿透文字的重围抵达读者。对了，读者，我的读者，现在他们在哪里？我的作品将如何突破人群抵达他们？他们是否已经预感到我的作品的诞生？他们是已经被命运圈定，还是有待于还未写出的部分来共同决定？他们是否已经被预先打上了印记，当他们茫然无知地过着他们的生活时，是否已经在为了有朝一日阅读我的文章而默默地做着准备？他们喜好什么、习惯什么、预期什么？他们愿意被蛊惑、教诲、说服、感动、震撼还是伺候？他们是否会有足够的耐心从我的喃喃絮语中重新发现我思维的脉络，还是仅仅满足于在一团团黑压压的文字方阵中搜索那些直截了当地标明“阅读快感”的关键词？……
更可能的是，根本就没有什么我的读者。他们只存在于我的幻想（或理想）中，他们是我为了制造所谓“写作”这个事件而设置的结构上的虚项：我借助他们假拟的声音不断提醒自己：我在写作。实际上，我的作品更象是孤独的幸存者在荒岛上摆下的一局棋：既然没有对手，只能一人兼任两个角色。我既是唯一的写者，也是唯一的读者。我的手指为我的眼睛写作，这是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庄园经济。
一生产出来便即刻被消费掉，这就是我的写作的命运。比起通常的写作来，我的写作更象烹调（为满足自己口福之欲而进行的烹调）或者烟花（制造出来供人烧掉），是一种瞬时艺术，一种节日狂欢，一种智力和体力的挥霍。
其实，从我决定不再对自己负责的那天起，我就开始逐渐练习种种形式的挥霍——这确实是需要练习的，尤其是必须与早年接受的节俭美德进行坚贞不屈的斗争。这种美德本身产生于另一种斗争：软弱无力的小人物与无坚不摧的丛林社会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小人物（胜利是谈不上的）仅仅为了取得基本的生存权，就必须把自己拥有每一分极其有限的资源用到极至。
我出身微贱，本该成为节俭的典范，却奇怪地（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定律而）皈依了贵族阶层的伦理。这种伦理把消费、炫耀乃至挥霍、浪费当作美德，其原始形式是一种在人类学上被称为“波特来奇”的竞赛，在这种竞赛中，双方用肆意毁坏自己的财产（如：宰杀牲畜、焚烧钞票）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豪富和慷慨，最终的目的是获得荣誉：通过蔑视物质而在精神上超越众人。及至现代，从事“波特来奇”竞赛的社会群落已从富豪权贵转移到艺术界，比赛的项目也不再满足于毁坏外在的财富，而是进步到摧毁竞赛者自身：从天赋、地位、容貌到美名、健康、青春乃至身体、生命，其最极端的结果必然就是：自杀崇拜。
正如许美静的一首歌中唱到的：“从来不觉得青春还长，可是怎么挥霍没人管”。我已经抛弃了我的工作、身份、学历，虚耗了无数的光阴，现在我又开始从事这种既伤神又徒劳无功的私人手工业。对此，确实从未有人过问，我自己更是甘之如饴。因为我发现，我扔掉的东西越多，我就越自由，在我失去小资产阶级式生活条件的同时，我也失去了束缚我身心的外在的锁链。
我在那台破旧的电脑上试着敲下一些凌乱的札记，作为枯燥的编程工作的调剂。电脑放在一只笨重的大木箱上，箱里装着几百斤没去壳儿的谷子：这是我用过的最沉稳、最结实的电脑桌。整个房间象是一只更大的木箱：木板墙，木板天花，方木棍窗棂，再加上同样粗笨的一张大木床和一张大靠背椅，构成与我工作性质切合的环境：宛如中世纪的手工作坊。
我喜欢这个房间，时常把它想象成一个条件相当不错的囚室——说“囚室”并不意味着丧失自由，相反却意味着通过自愿的受限而追求某种特定意义上的自由。这是因为，被囚禁的人在被剥夺行动自由的同时也被剥夺了对行为负责的义务，从这种义务的重负下解放出来，他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为所欲为而不必承担“自由人”为享有自由而必须承担的那种焦虑。被囚禁这一事实使得囚禁时期事先注定成为一段要被荒废的时光，这一基调使得在此期间所做每一件事都显得象是一件意外的、不必要的、奢侈的和令人高兴的馈赠。
波特来奇、词语锻造术、馈赠、无尽的假期，这一切标志着我已经摆脱了“有中国特色的”早期资本主义的令人身心枯竭的奢侈（对于生命的完整来说，其实是一种可悲的、粗制滥造的寒酸），而进入到一个以符号交换代替金钱交换（从我向老常收取的微薄报酬可以看出）、以私人手工业代替大工业生产、以温情代替功利、以象征代替现实的另类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甚至连时间之流也发生了某种形变：它被拉伸了，变得悠长、缓慢、松懈，仿佛永无止境。当你置身于自汉代以来变化甚微的粗笨家具之间，闻着自汉代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猪粪臭味，你会感到时间已经被凝固了、取消了，与其说你身在时间之中，毋宁说你身在永恒之中。
唯一突显在这凝固了的永恒中的物体就是面前这块电脑显示屏的明亮方形，然而即便是它，也在这弥漫着的时间魔术的烟雾中被驯化了，表现出与周遭环境的令人惊异的协调——仿佛电脑并不是人类最新科技的产物，而是和锄头、扁担、粪耙一样从农业产生的初期起就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仿佛自古以来的田园诗人早已习惯白天在稻田里躬耕，夜晚在文字编辑器的白色原野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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