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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0-09-03]
﹒曲 風﹒
消逝在風中的草原帝國


  多年以來,我的眼前經常出現這樣的情景:一群農民的孩子將剛剛偶爾挖出的石器時代的彩陶瓶擺放在田地的一頭,然後在不遠處站成一排,手持石頭,宛如《百年孤獨》中的行刑隊。他們向陶器們優美地揚起了手臂,轉眼間那些原始人精致的藝術作品被擊成了碎片。

  這是我在很多年前做考古調查工作時見到一幕情景,只差遲到的一步使我未能挽救那些陶器的命運。這種人類靈魂中最原始最沖動的毀滅欲望使我目瞪口呆,多少年過去了,我的心仍然不能為此平靜下來。

  文明永遠摒棄人類內心中這種源於野蠻和原始的毀滅欲望,它以秩序和道德作為養分來維系自身的生長。然而,如果僅僅依賴秩序和道德,人類文明的成功就永遠是一個虛幻。文明永遠都是在毀滅的邊緣行走至今的,或者說,文明只有在毀滅的威脅之手的照料之下才不會毀滅。人類的文明就象是上帝在地球這個花園上種植的花草樹木,它們既需要陽光和水,同時也需要狂風暴雨的摧殘來不斷鑄就它們堅定的生存能力。在歐亞大陸西部的希臘──羅馬文明世界中,這種擔當毀滅者的角色是由日爾曼蠻族和來自斯堪的那維亞的維京海盜以及歐亞大平原西部的遊牧部落來扮演的。而在東方的華夏文明圈中,生活在蒙古高原以及周圍地區的騎馬民族充當了這個“狂風暴雨”的角色。

  如果征服世界的成吉思汗出現在今天,那他就一定會被當作一個千夫所指、萬民痛恨的大侵略家而徒留千古罵名。現代文明不需要野蠻和屠殺來刺激其生長的欲望,它依賴的是競爭意識以及文明方式的對抗。而在遙遠的古代乃至中世紀,充滿血腥的征服和殺戮卻透露出一種殘酷的美感,並具有一種濃烈的英雄主義色彩。馬上民族只做簡簡單單的兩件事情:揚鞭放牧和揮刀殺掠。第一件事情是他們的經濟,第二件事情是他們的政治;也可以說第一件事情是他們的物質需要,第二件事情是他們的精神需要,而兩者都是他們的生存需要。馬上的成吉思汗把這種殘酷的掠奪之美發揮得淋漓盡致,並把他的民族和所有的臣民帶到了榮耀的頂峰。因而,他成了中世紀東方和西方兩個世界公認的最大的英雄,光照全球。

  最早令中原人和羅馬人大吃一驚的東方蠻族是匈奴。幾乎在始皇帝一統中原的同時,由鬼方、獫狁、葷弼、戎、狄雜糅而成的匈奴人也在蒙古大漠上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政權。公元前209年,冒頓殺父頭曼自立為單於,並確立了氏族貴族和權力的世襲制度。史載,冒頓自立的成功得益於他自制的一種鳴鏑(響箭)的幫助。他曾下令,凡鳴鏑射出,屬下將士必隨鳴鏑的目標射箭,違者斬首。一次,他用鳴鏑自射其坐騎,不敢下手的士兵便被他殺掉。有一次,鳴鏑竟飛向了他的愛妻,兵士紛紛討殺美人,未敢發箭的,仍被處死。隨後,他又把鳴鏑射向父王的寶馬,兵士隨之張弓,無一例外。幾日後,冒頓隨父出獵時,突然以鳴鏑射向頭曼,屬下於是爭相射之。從此,冒頓的鳴鏑響遍了大漠南北。依匈奴習慣,在作戰中斬敵首級的賞酒一扈,所得財物亦歸其所有,俘虜皆收為其奴婢。因而,匈奴人以痛飲和嗜殺為人生之樂,作戰時個個爭先,惟恐落後。匈奴是一個崇祀月亮的民族,他們還及其虔誠地把崇拜同戰事結合起來,常在月盛時攻戰,月虧時退兵。很快,匈奴成了一個控地東盡今遼河、西至蔥嶺、南達長城、北抵貝加爾湖的幅員遼闊的大國。

  在日益頻繁的騷擾和殺戮面前,漢帝國通過成功的和親政策和武力對抗最終瓦解了匈奴在大漠的統治。這是東方蠻族和文明世界的首次對話。漢與匈奴象是兩個拳擊手,你來我往地鬥了將近300年。漢代是中國在統一狀態下第一個較為持久的政權,廣闊的地域、雄厚的經濟基礎及儒家文化使中原文明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凝聚力量,先秦七國的不同文化和族源不一的人群在漢帝國的同一片天空之下終於融為一體,統一的漢族文化由此形成,一個帝國的名稱從此被一個東方的偉大民族永久地佔用了。在此後漫長的歷史歲月中,無論中國是統一的還是四分五裂的,只要“漢”這個名稱仍然冠在這個龐大民族的頭頂,它所代表的文化所擁有的凝聚力就永遠存在。令人驚奇的是,漢文化的這種凝聚力始終是在北方遊牧民族的沖擊之下得以承接和延續的。如果沒有來至北方的連綿不斷的強大的沖擊浪潮,漢文化的凝聚力是否會有鬆散的可能以及“漢”名稱是否會永遠穩固不變倒是一個令人困惑和難以解答的問題。

  儒氣十足的漢朝不僅未在匈奴的重拳狂擊之下敗下陣來,反而趁匈奴南北分裂之機迫使匈奴兵敗西走。然而,作為拳擊場上贏家的漢帝國卻在失去對手之後陷入了王朝內部的一些問題的困擾之中,此後竟一蹶不振,萎靡不興,全然沒有了武帝時衛青、霍去病北征的豪邁氣概。最終,官僚大地主的腐敗、黨錮之禍、盜匪之亂和農民起義使文明社會中的秩序全然喪失,並將漢王朝徹底推進了死亡的大門。這實在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情。

  對華夏文明未能造成巨大影響的匈奴人在西遷之後卻給歐洲文明歷史的發展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公元374年,匈奴人一舉殲滅了頓河之濱的強大的阿蘭國,西方為此大為震動。目瞪口呆的歐洲人在此之後多少個世紀中始終不能明白是從哪裡一下子冒出了這麼個強大的騎馬民族,直到19世紀,歐洲的學者們才最終公布了確切的研究結果:原來這些殺人成性、嗜酒如命的牧馬人就是中國漢代典籍中那支敗離蒙古大漠的北匈奴人。

  西進的匈奴人繼而又打敗了東哥特人,並迫使他們退至西哥特人的境內,而西哥特人只好渡過多瑙河,避難於羅馬帝國。這樣,匈奴人便開始扮演著推動歐洲民族大遷徙的主要角色。進入羅馬帝國的西哥特人擊敗了羅馬軍隊,並殺死了羅馬皇帝,導致了西羅馬帝國的的滅亡。建立在匈牙利大平原上的匈奴王國在冷酷無情的、有“上帝之鞭”之稱的頭領阿提拉的統治期間最為強大。其國土東至阿姆河,西達萊茵河,北臨波羅的海,南接黑海。公元452年,他們在高盧受挫之後,突然出現在未設防的羅馬城之下,所到之處恣意掠奪。令人驚奇的是,羅馬主教利奧一世竟出人意料地成功地說服了匈奴人退出羅馬。一年後的一個早晨,阿拉提在酒醉和縱欲之後的睡夢中死於血崩,他的身邊還躺著昨天剛和他結婚的日爾曼公主。這個歷史事件的真實程度已無從可考,但的確充滿了隱喻和神秘的暗示。就是這個剛剛死去的、身體仍然溫熱的生前不可一世的人和他的蠻族新娘所各自代表的民族把羅馬龐大的帝國結構和歐洲的古典文明永遠送進了天國。在瞬間消亡似乎是嗜酒如命、貪財好色、殺人如麻、騎馬彎弓的匈奴人的必然結局。阿拉提死去後,他的帝國隨即崩潰。而仰仗匈奴摧毀帝國的“新娘”--日爾曼人則從此成了舊大陸的主人。公元468年,阿拉提的兒子鄧直希克率兵進攻東羅馬帝國失敗並喪生。這是西方史料上關於匈奴人在歐洲活動的最後一次記載。匈奴人在歐洲的殘余最終消融在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東歐民族之中。

  而在中國,剩下來的南匈奴人一部分漸漸鮮卑化,另一部分則漸漸漢化,匈奴之名在南北朝後期就已漸漸消失了。在此期間,不甘寂寞的匈奴人開始學著漢人的樣子在北方建立政權。屠各匈奴劉淵於304年在山西一帶建立了“漢”,盧水胡沮渠蒙遜於397年在甘肅建立北涼,鐵弗匈奴郝連勃勃於407建立了大夏。這些自封政權均仿照中原漢族王朝的政權設立,並全面接受了漢人文化。這些自封的帝王以劉淵的才華最為突出,他自小精通經書、歷史和孫吳兵法,可惜此時的匈奴已非往日那樣構成一個整體。民族的分化導致了力量的分散,因而難有大的作為。雖然幾個政權均為曇花一現,但他們卻給後來的大漠四周的騎馬民族留下了一個絕妙的啟示:在文明世界做皇帝比單純的攻城掠地似乎更有魅力。

  這樣,隨後興起的鮮卑人在中原文明的撞擊中比鄰人匈奴顯得較為理智一些。而此時的中原已不再是一個整體,它的分裂割據局面使鮮卑沒有找到一個整體的強大的對手進行較量,因而它也只能去建立較小的短命政權,為四分五裂的混亂局面再去增添一份混亂。

  匈奴究竟族屬廣面闊額的東胡人種還是高鼻深目的色目人至今未有定論。鮮卑的族屬則很清晰。秦末,居於匈奴以東的東胡漸為強盛,但旋即被匈奴冒頓擊敗,余眾分為兩支:一只退居鮮卑山,稱鮮卑。鮮卑主要有宇文、慕容和段三大部,鼎立於遼水流域。慕容鮮卑曾建立有前燕、後燕和北燕政權。前燕在建國之初就完全採納了漢人的郡縣制,並繼承魏晉之屯田制度,同時重稼檣,興農桑,廣納漢人與賢士,興復學校、禮讓漸興,一時間前燕空前強大。它在攻滅了段部之後,又北取宇文,宇文殘部分化為契丹和庫莫溪。此時,沒有人能夠想到,就是這個弱小的契丹部將在幾百年之後成為雄霸北方、入主中原的第一個草原帝國。

  真正為鮮卑贏得顯赫生聲名的是拓拔部族。它於公元386年所建立的北魏政權已具有初級帝國的規模,共有12帝而連垣148年。拓拔鮮卑漢化的徹底性是旁族所莫能及的。它設太學祭孔,實行均田改革,重用漢人,都城初設於大同,後又遷至洛陽。又曾下御旨禁鮮卑服和鮮卑語,30歲以下官吏必操漢語。皇帝拓拔宏指派各皇親必與漢人聯婚,甚至將鮮卑色彩較濃的118個復姓也改為單音漢姓。為率先示范,他自己改名為“元宏”。這種徹底的漢化政策使北魏成為動盪的北朝時代中相對富強和相對平穩的一個王朝,但也恰恰因此而使它失去了草原民族所特有的彪悍和英勇,乃至不可或缺的進取之心。等到588年隋統一中國的時候,長城以內那些漸漸失去語言的鮮卑人已大多消融在漢民族之中了。

  在隋帝國建立之前的36年,一個由深目藍眼的突厥人興建的強大汗國已君臨漠北和西域,並頗有獨霸亞洲之勢。突厥把建都之地稱作大牙,它和以往的匈奴和後來的蒙古人不喜建立城市,只是結帳而居。他們的牙帳東開,以敬日之所出,他們常以馬祭日,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人間最快的馬才能配得上諸神中最快的太陽。突厥雄心勃勃地兩次大舉犯隋,卻遇到了新興帝國的頑強抵抗,不僅兵敗無功,反而讓隋借機收復了中原失地並全面完成了北方的統一。之後,突厥陷入了20年的內戰之中,在隋的暗中操縱之下,突厥一分為二。東突厥汗國轄漠北,始臣服隋帝,後又與隋交惡。突厥人未能從鮮卑人那兒學到更多的制國之策,他們的習俗則更接近於匈奴人:逐水草,營遊牧,食蓄肉,習射騎,歃血為盟,以人頭為炊器,兄死妻嫂,父死妻後母,以馬酪作酒,醉飲歌呼。幾次大舉入侵使名為主子的隋竟難以招架。突厥又利用隋的內亂而最終為主子穿上了壽衣。東突厥本是隋介入突厥內戰推行離強合弱的產物,如今東突厥反而操縱了隋的內戰形勢,從而發展為一個囊括大漠南北的草原帝國。而李氏家族建唐也憑借了突厥的支持。唐在建國初向東突厥稱臣納貢,在一個大可汗升天的時候,唐舉國為之志哀,廢朝三日,百官吊唁,可見其忠心昭然。但臣屬稱藩並未為唐換來邊境的寧靜。做了主子的突厥人仍是野心未改,寇邊不止,後來竟確立了反唐復隋的政策。

  反唐復隋政策的確立與突厥牙帳中的一個漢族女子有關,她是出自隋朝宮室並於開皇19年嫁與東突厥之啟民可汗為可敦(皇後)的義成公主。依突厥之蒸婚祖俗,義成公主又連續為後來的始畢可汗和處羅可汗做可敦。她曾在煬帝被圍於燕門之危急形勢中譴使告急始必可汗,謊稱北方有警,從而解燕門之圍。隋滅後,她日夜思隋,志在復國,因此積極敦促突厥大舉犯唐。唐試圖借稱臣納貢安邊求和的美夢終於未能實現,於是只能圖謀自強,反而在數次會戰中越戰越勇,國力也日益強大。唐的求和政策雖然未能奏效,但卻為中國今後的歷史種下了一顆惡果。這一不高明的舉措為後來的宋所仿效,以致華夏喪權辱國,顏面丟盡。

  日益強大的大唐帝國於630年北伐成功,大破突厥,結束了東突厥汗國的歷史。繼而,大唐又四次征戰西突厥汗國,並設安西大都府,661年,在西突厥兵敗降唐之後,安西大都府接管了西突厥全境。至此,唐朝的邊境達烏滸水(今阿姆河),直接面對大食帝國(波斯)。唐隨後在大漠南北及西域確立了“以夷治夷”的羈縻制度,即唐朝政治監護下的民族地方自治。這一政策保証了一段時間內的邊境安定,卻也埋下了危機的種子。羈縻制度的實質是重番輕漢,突厥只是失去了可汗的稱號,余俗不變。突厥不納貢賦,仍於舊地過著逍遙的生活。羈縻制度等於唐為自己培育著一個日益強大的對手,而與此同時,唐自己的軍備則因表面的寧靜而日趨鬆弛。顯然,羊肥馬壯的牧民們無法長期仍受這種逍遙和寧靜,肆無忌憚的劫掠似乎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這是由遊牧文化所具有的逐水草而居的流動性所決定的,它與渴望安定、依河而居且易生惰性的農業文明有著本質的區別,此時,東西突厥在生活上已有了微妙的差異。西突厥受中亞先進文明的影響,逐漸放棄了結帳而居的舊俗,開始了建城營寨的安定的生活。定居生活使西突厥人獲得了美好的感受,也使它抄城掠地的欲望大為削弱。這是遊牧民族向文明社會邁出的令人欣喜的一步。然而,對於一個以遊牧為本的民族來說,攻擊能力的降低不能說是一件好事,尤其在這歷來兵事頻仍的亞洲大陸的腹地就更如此。西突厥後來消亡於東突厥和大食帝國的夾擊之中。

  東突厥則一直拒絕城居生活方式,牧獵為生、居處無常、強則抄掠、弱則竄伏的祖俗一直代代相傳。679年,單於大都府治下的二十四洲東突厥暴動叛唐,旋即創建後東突厥汗國,南犯大唐,東吞契丹和奚,西征西突厥,一時空前強大。唐的大片疆土盡失。唐王朝在重壓之下於是重整旗鼓,興兵北伐,在回紇的幫助下,最終瓦解了東突厥汗國。

  八世紀以後,東西突厥的汗統均已斷絕。東支突厥紛紛徙入漠南,投入強番安祿山治下,在安祿山反唐兵敗後逐漸與北方的漢人和其他民族融合。至11世紀,東西突厥的部落已相繼消失。西域異族突厥突騎施人的余部加入回鶴,成為今日維吾爾族的重要族源之一。近年有人發現新疆伊犁境內仍有一約200余人自稱突厥(TURK)的民族,其語言中保存了許多古突厥語音特點。這支人數稀少的居民是世界上唯一留存下來的古突厥後裔。

  以定居生活為特點的農業文明永遠有其惰性的一面。但是,突厥人的威脅和抄掠幾乎一直沒有給隋唐王朝揮發惰性的機會。可以說,唐王朝是在突厥人的不斷重擊之下強盛起來的。如果沒有突厥的南侵東征,也就沒有唐的北伐和西征。大唐帝國的國土幾乎象後來的元朝一樣遼闊,但習於定居和固守家園的漢人並不是慣於放牧和抄掠的蒙古人。沒有突厥人的攻擊,也就沒有了唐的反擊,而沒有了唐的反擊,也就沒有了漠北的大都護府和西域的大安西都護府。文明是人類最大的幸福,同時也是人類生存最大的危脅,它對人類文化和人類文明方式的框定使人類宛如蜷縮在繭殼之中的蠶蛹,隨時都有窒息的可能。馬上民族的銳利刀劍在揮向我們的時候,盡管時常不可避免地要傷及我們繭中的肉身,去也一次又一次地為我們剪除了繭殼的威脅。

  在草原民族和中原文明的爭鬥之中,我們還可以深切地體會到這兩種不同文化之間那窘異的家園意識。後者喜靜,以固守為特點;前者喜動,以攻擊為本性。後者有著濃烈的家園意識,他們的家園是固定的,是有根的,因而衛國戍邊是中原歷代王朝治國安邦的重要內容。前者的家園意識則較淡,或者說他們根本就沒有家園意識,當然我們還可以說他們以天下為家,他們馬鞭所向就是最現實的家園。因此,騎馬民族會在一夜間擁有無限遼闊的疆土,也會在倏忽間失去一切,包括這個民族本身。

  每當中原的王朝崛起之時,它的北方總有一個虎視眈眈的草原帝國在與之對峙。當統一的宋帝國於960年 建立起來的時候,契丹人建立的大遼帝國早已在長城以北佔據了霸主地位。契丹語出鮮卑,同突厥不同的是,他們並不是單純的遊牧族。契丹既有遊牧生活的特點,又有大片的耕地和農業經驗。遊牧風格和漢化風格在契丹人身上實現了絕妙的統一。契丹人不習騎射,而善車戰,當攻殺搶掠之時,其鋒銳利,幾無所擋。在佔領新的領土之後,它又廣招漢人官吏,建立官僚制度。北宋王朝在這支組織能力和攻擊能力同樣優秀的半遊牧民族面前,除了割地納貢,幾乎無計可施。契丹人一直懷有問鼎中原的雄心,這與他們的鮮卑先人如出一轍。他們的家園意識和國土意識是其他遊牧民族所不及的。對於南之北宋,契丹人向來鋒芒無減;而對於其身後猛然崛起的女真,它卻表現出漢化後的虛弱與強烈的固守意識。農業文明往往誕生於氣候溫和的地域,這就決定了它在一開始就包含著一些不易覺察的消極因素。它為人類提供了穩定的生活資源和較為舒適的生存條件,因而極易使人享於安樂,不思進取。幾乎每個王朝的腐敗均由此產生。大步邁入漢化文明社會的契丹了朝也未能例外,後期帝王的窮奢極侈使其日益衰敗。公元1125年,北宋北部的強敵已由遼國變成了女真人的金國。

  遼時的女真人有生熟之分。與契丹比鄰、文化程度較深的女真部落稱為“熟女真”,其他仍以原始遊牧牧業和採集為生的部落稱為“生女真”。生女真無室廬,夏天隨水草而居,冬天挖土穴居,遷徙無常。完成女真霸業的完顏部落就出自這遷徙無常的生女真。金人在輕鬆地把宋的仇敵契丹消滅之後,其南進的腳步似乎一下子不能停下,於是宋的半壁江山盡落金人之手。沒有一個遊牧民族能象女真人那樣如此渴望做一個中國傳統的皇帝。金人對華夏文化的因循和尊重甚至超過了漢人本身。金朝實行科舉,按遼、宋之制置百官,尊儒興孔,每祭嗣孔子之時,金主必親自執禮。金人對漢文化的傾慕是如此深切和真摯,從天文佔測到編制立法乃至宮廷音樂,他們都在一意模仿。皇室中的吟詩作詞之風不絕。章宗完顏景、世宗之孫完顏儔都是有名的詩人。皇室中的詞章才華以海陵王完顏亮為最。他的《昭君怨﹒雪》寫得玲瓏剔透,後世寫雪之詩只能望其項背:

    昨日樵村魚浦,
    今日窮川銀渚。
    山色卷帘看,老峰巒。
    錦帳美人貪睡,不覺天孫剪水。
    驚問是楊花?是蘆花?
  據《錢塘遺事》記載,這位詩人皇帝的死因與柳永的《望海潮》有關。南宋柳永的這首詞中有“三秋桂子,十裡荷花”之句。此詞流播,完顏亮聞之,遂欣然起投鞭渡江之志。就在他渡江南侵之時,不幸被部將所殺。謀殺給這位生戀詩詞並死於詩詞的偉大皇帝詩人留下了永久的遺恨。

  也正是這位詩人皇帝海陵王,憑其浪漫的想象經營著這個漢夷雜處的帝國。他把整個帝國當成了北方草原,把善於耕作的漢民以及漢化了的契丹農民們一道當成了隨時可以躍馬張弓的騎士。於是他在全國范圍內實行了有名的”大簽軍”,從而導致了國內暴亂四起,使金王朝從此走向衰落。幾十年後,當蒙古人兵臨城下的時候,女真人有關中原皇帝的美好夢境已成了昨日黃花。

  蒙古人是遊牧民族所書寫的史詩中最偉大和最激動人心的章節。這個發祥於蒙古高原東北部一個與鮮卑同族的小部落的民族一瞬間成為大漠霸主的史實發生在13世紀初。才智出眾的成吉思汗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就把整個蒙古高原和黃河流域納入到蒙古人的大旗之下。成吉思汗的財富,就是那在馬背生活中形成的有若蒙古人靈魂的尚武精神,還有他個人叱風雲的膽略和卓越的智慧。他通過殘酷的戰爭方式,把所有其他生活在歐亞大平原東部的遊牧民族並入了他的部落,之後,他又進軍中亞,並繼續向西推進至奧得河和亞的裡亞海濱。1223年,有一支數量佔絕對優勢的共80000人的俄羅斯軍隊被蒙古騎兵輕而易舉地消滅。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孫們使蒙古帝國一度間從太平洋的西北岸延伸至伏爾加河的源頭和多瑙河下遊的北岸,他們把整個歐亞大平原的“陸地海洋”變成了蒙古人的“陸地內湖”,環繞四周的是蒙古帝國統治下的各種定居居民。在伏爾加河下遊的美麗草原上,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在此建立了一個對俄羅斯歷史予以幾個世紀影響的汗國,因其帳殿為金色,故稱為金帳汗國。臣服於金帳汗國的俄羅斯人在很長時間內受盡了蒙古人的盤剝之苦,以至於如今的俄羅斯歷史學者仍在抱怨蒙古人阻礙了俄羅斯歷史的發展進程。15世紀上半葉,金帳汗國解體為喀山汗國、諾蓋汗國、克裡木汗國和西伯裡亞汗國。直至1480年,俄羅斯人才擺脫了蒙古人的統治而獲獨立。16世紀,上述汗國被俄國人逐一消滅,余下的蒙古人消融在當地的民族之中。直至今日,原屬克裡木汗國的車臣人仍同俄羅斯人有隙。

  蒙古人是唯一成功地征服了整個中國的遊牧民族。征服中國滅亡南宋的偉業是由成吉思汗的又一個孫子忽必烈來完成的。剃發垂辮、嗜飲馬奶酒、穿皮裘、戴扁帽、居帳幕、逐水草的蒙古人於1379年殲滅了南宋海軍,完成了對中國的征服。

  蒙古人把大兵團的騎兵戰法發揮到了及至,他們強悍的馬術和粗獷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當習慣於馬上生活的蒙古人面臨著一個亟待治理的有著深厚的農業文明基礎的大國時,他們似乎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們把蒙古人的大帳搬進了漢人的城市之中。在大都(今北京)城內,皇帝設有固定的翰耳朵(宮帳)。這成了華夏城市文化中最為獨特的風景。蒙古人還在城市周圍開辟獵場,供射獵之用。他們仍著袍服,尤喜毛皮服飾。這樣,蒙古人成了生活在華夏大都市中的遊牧民族。蒙古人與契丹、女真不同,他們是第一批,也是最後一批未被漢地文明征服的征服者。他們對儒教文明的排斥,注定了他們在中原的統治難以持久。離宋亡僅90年的時間,蒙古人就被起義的民眾驅逐到了祖先生活的茫茫草原上。這似乎並不是一件壞事,遠離中原文明而重新回到豪放自由的遊牧生活之中是有了統治中原經歷的蒙古人最理想的歸宿。從此,問鼎中原對蒙古人來說永遠失去了魅力。也正因為如此,在匈奴、突厥、鮮卑、契丹均已消失的今天,蒙古人還能佔據著那片豐美的的草場而繼續他們那似乎恆古不變的畜牧生活。

  在明末崛起的女真人汲取了蒙古人的教訓。在建立清朝並佔據中國全境之後,改稱滿族的女真人義無返顧地採取了徹底的漢化政策。在康、乾隆年間,帝國經濟振興,國力空前強大。清成為統治時間最為持久的中國王朝。但這種徹底的漢化政策也導致了本族文化的消失,就象北魏的拓拔鮮卑一樣。到清朝結束的時候,真正能夠認得滿族文字的人已屬鳳毛麟角。

  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中的其他三個均早已消亡,唯我華夏一直延續至今。一些學者敏銳的指出,華夏文明之所以能夠得以頑強的延續,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於北方遊牧民族在入侵之時不斷的給其注入蓬勃的活力。這一說法似乎不無道理。大凡一種文明值其昌熾之時,也便常有昏然欲睡之感。文化圈裡的人們會漸漸習慣該種文明的種種景觀而處於麻木狀態,從而導致該文明的滯頓與衰落。而當文化圈外的落後民族闖入了這個文明中心地帶時,這些圈外的人們會為這種迥異於本民族的先進文化所吸引,全新的生活感受使古老的文明對他們而言會重新煥發出一種新的魅力和光輝,文明的價值也將被重新認識和利用,文明也因此獲得了沖破滯頓狀態而向前發展的動力。

  因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漢文化在遊牧民族的沖擊之下而呈現出的活躍狀態和旺盛的生命力量與漢同遊牧民族之間的文明差異有關。這種差異必須保持在一個微妙的程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作為集遊牧、漁獵和農業經濟於一體的滿人文化與漢族文化的差異就正好適合了這個不大也不小的程度。這種差異使清初的滿人皇帝有著比明代的漢人皇帝多出十倍的熱情去熱愛漢族文化,所以,也只有在滿人做皇帝的時候,龐大的《四庫全書》的編輯才能成為可能。滿人治下的國學大師和學者依然層出不窮,似乎更為傑出。乾隆皇帝也是一個詩人,盡管不十分高明,但卻成為中國歷史上產量最豐富的詩人。他對漢地風情的情有獨鐘也是青史有名的,他的三下江南總算是替他的女真先祖完顏亮一了夙願。然而不容懷疑的是,當兩種文化的差異越來越小時,文明所重新擁有的活力也會因此弱化。到了清朝中期,清朝的皇帝以及王公大臣其實就已成了名稱上的滿人,他們又重新陷入到了封建農業文明所特有的庸雜的官僚體制之中,並漸漸的散發出腐朽的氣味。蒙古人、突厥人以及匈奴人是另外一種例子。他們擁有的草原文化與漢文化在文明程度上差異顯然大於滿漢之間。當他們一次一次撕開文明的繭殼,一次又一次擊碎農業文明中的惰性,並把積極進取、強悍驍勇的新鮮血液輸入漢文化的軀體之後,他們也就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

  無論是匈奴、突厥、蒙古,還是鮮卑、契丹、女真,這些歐亞大陸東端的遊牧民們永遠具有一種淳朴的本性,他們的英勇豪放同他們的野蠻殘酷一樣率真,一樣可愛。他們在對人類的毀滅欲望的淋漓渲瀉中扮演著獨特的歷史角色,也建造著獨特的歷史文化。這種歷史文化更接近於傳奇故事和英雄史詩。草原上的人們就象我在多年以前遇見的那些淘氣的孩子一樣,他們時常頑皮地打碎文明人的陶器。而在陶器破碎之後,文明人會把它做的更好。



■ 寄自沈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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