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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丽·
《落红三部》写作随想

  起初写小说仅仅是因为兴趣,后来这竟成了生活的全部:成了证明自我的存在,成了宣泄痛苦和谋生的手段,这当初没有想到的。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全部感受和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把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和想象中的生活写在一页页的纸上,然后拿着这一页页的纸去换钱,同时这一页页的纸又变成了书,这其中的忐忑、焦虑,还有兴奋和喜悦也是当初没有想到的。常想自己实现了什么?自由写作便是。

  说“自由”,其实“自由”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因为是女人,女人的天空不会因为现代高科技的发达而变得蔚蓝而深邃。我们民族废除女人“缠足”的历史还没有美国《独立宣言》的历史长。无形的压抑、无形的制约、无形的扭曲、无形的歧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常有好心的朋友对我说:“你在小说里少写些性爱,或者写性爱的时候隐讳含蓄些,你出生在书香门第,而且……”或许我应该包装成有文化的有教养的优雅而高雅的淑女,写出来的文字是淑女的文字,笔下的爱情应该是淑女式的爱情,是那种浪漫的、委婉的、朦胧的、带着梦幻般憧憬和向往的,即使是痛苦,即使是苦闷,也应朦胧的、幽怨的。女人生活在男权文化的社会中,道德法则和审美标准都是男权文化的派生物。女人写作便成了女作家。女作家的小说应该怎么写?我不知道。本世纪的中国女性已不同于上世纪的中国女性,世纪末的中国女性已不同于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这是肯定的。我宁可做吃了一大串禁果的夏娃,也不愿去做那种拿腔拿调的故作姿态的淑女。前者是女人的本来样子--生气勃勃的原生状态,而后者是被男权文化的扭曲的病态,不是女人自愿的姿态,几乎所有的女人心里都是向往着夏娃的!东方女性也不例外。尽管夏娃的故事是男人编派出来的。女人在需要精神上的爱的同时也需要身体上的爱,女人在用明亮的眼睛审视这个世界的同时,也在审视自己的对立面:男人。女人在感受人生的痛苦和快乐的同时,也在感受着自己的对立面--男人给予自己的痛苦和快乐。女性的心灵和身体是不可分的,心灵受到扭曲身体是痛苦的,身体受到压抑心灵便是痛苦的。贞节观和贞洁观都是男权文化强加在女性头上的金箍。不是女性自愿想要的。女人的贵与贱都是依照男权社会的道德标准划分的,但很多女人都默认了这个标准,并用这个标准来歧视自己的同性。其实,在男权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皇帝和宾妃的情爱、彬彬有礼的绅士和优雅的富家小姐的情爱、学识渊博的男学者和聪慧的女学生的情爱,与卖油郎和豆腐女的情爱、山野汉子和柴火妹情爱本质上是一回事。如果说可贵,私奔、偷情行为肯定要比明媒正娶更可贵。因为这是女性对自我的认定,尽管这种认定多数以幻灭告终。女人既然拿起了笔书写世界,书写人生,书写爱情,肯定不能放弃书写性爱。

  世纪末的女人去写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的女人们的故事只能靠想象和理解。那年在图书馆翻看旧报,惊讶地发现一百年的岁月竞压缩在一摞报纸中,一些陈旧的社会新闻抹去当时的时间换上现在的时间照样可以刊登在今天的报纸上。六七十年过去了城市、街景、、社会制度、人、以及人们的所穿所用都不是从前的了,唯独人们对金钱的追求,对女人的兴趣,对权力的渴望依然如故。一切都容易改变的,唯独人的欲望和几千年积淀下来的男权观念是难以改变的。把想象和理解揉合在一起,描写一个自己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描写一种陌生的却又曾已相识的生活氛围,讲述几个已经死去了的女人的故事,这对我来说太有诱惑力了。

  关于女人、关于女人的故事、关于男人和女人的爱情故事、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性爱故事,千百年来男人已经写了很多很多了。美丽也罢,悲凉也罢,同情也罢,警世也罢,玩世也罢,千古遗恨也罢,都是从男性的视角来写的,文学作品中的美好的女性无不带着男性社会的理想色彩。而我只想从女性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既光明又黑暗的世界,审视女性群体的对立面--男性群体,他们的灵魂、他们的思维方式、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给予女人的一切行为。描写纷繁的世界和变幻莫测的人生,讲述女人命运的故事。真实地、立体地、细腻地、毫无遮掩地描写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女性被扭曲和不甘被扭曲的心灵轨迹和生存重负下的或坚韧或柔弱的身体感受。不是呻吟,也不是控诉,而是展现。我不介意我写了什么,我也不介意别人认为我写了什么,我只介意自己想写什么。

(1998)■〔寄自江苏南京〕

发表预告:「现场」即将连载王心丽近期完成的三年之作《落红三部》之二《浮生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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