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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31·
有时,仅有真诚是不够的
(《一个都不能少》的文化读解)

  在影片《一个都不能少》的官方宣传网站( http://yige.sina.com.cn )的留言版上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张导:每次有这种和学生有关的影片,学校就会组织我们看,而且要求写影评或观后感之类的东西。实在是一种负担。您能不能不拍这种影片,别的什么都好。多谢!”或许这位小网友淹没在众多赞扬与贬低的声浪中,不一定能为张导本人听到的抱怨暗示给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一部电影的阅读和评价不仅涉及到影片本身,也必然涉及到他被生产和消费的方式(上文提及的抱怨并非针对影片本身,而是他被强制观看这一事实本身)乃至更为广阔的外在环境。

  如果这样说还有些小题大做的嫌疑,那么我想再提及两个事实:其一,便是张艺谋退出嘎那电影节,以及最近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抱得金牛归的事实,其二,是围绕影片主演魏敏芝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关于这些事情的炒作本身又构成了影片故事之外的“关于影片的故事”,其中商业,政治,现代传媒乃至西方文化霸权等等角色都不可避免的“粉墨登场”。这些却并不是和魏敏芝,张惠科一样的“非职业”演员,如果我们接受电影理论家麦茨的定义--电影本身是一种“机构”,它的主角不只是影片本身--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些都是构成一部电影所必需的成分,而不仅仅是发生在某部影片和某位导演身上的“特殊事件”。

  然而,我并不想把目光过多投诸影片之外,而仅仅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谈论《一个都不能少》的故事本身及其讲述方法。关于支撑起影片的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已经熟悉,也早有人对此提出过质疑:有人批评它过于松散随意,有人批评影片前后两个部分的不连贯,也有人直接对片中主人公的的行为动机提出疑问。

  关于第一种批评,似乎涉及了这部影片的基本美学追求,正如张艺谋本人所说,这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很平实、简单、传统、司空见惯,甚至非常老套的电影”,质朴的几乎接近了生活本身,从非职业演员的使用,实景拍摄的安排,大量长镜头的运用,乃至拍摄过程中刻意追求的即兴色彩,都可归结为这种“质朴美学”对现代电影对感官刺激的追求这一趋向的反动。张艺谋希望从中“拍出一份真切和力量来”,也的确有不少观众为它的“真诚”所感动。但即使不考虑他对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模仿,这一美学追求里仍包含了过多刻意的成分。正如城市文学虚构出自己的“乡愁主题”,张艺谋似乎也在为这个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创造一个关于“真诚”的童话,这一切是如此刻意,不禁让我们在“质朴”这个词上加上一个不仅是表示强调的引号。

  关于第二种批评,涉及到了影片的两个叙事空间:乡村和城市。他们分别占据了影片的前后两部分。不止一个人曾谈到自己更喜欢影片的前一半乡村故事,从容而不失幽默,相比之下后一部分的处理则未免有些忙乱。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因为张艺谋的立场和他预设的观看者的立场都是站在城市一边的:只有把目光投射到他人身上的时候才会是从容而清晰的。因此这并不能代表一种所谓平民意识和底层视角,这些东西或许在<没事偷着乐>这样的电影里体现的稍多些,因为那种视线是“我们”看我们自己,而不是“我们”看处在底层的“他们”。后者即使不缺乏一种“真诚”的同情与关怀,也未免充满了过多的矫情与媚“俗”。

  关于最后一种批评,更多的体现出影片对现实的“改造”如何背离了现实本身的逻辑。或许那些关于张艺谋专门修改剧本以谋求政府部门支持的说法并不可信。但关于魏敏芝的行为动机问题,影片的处理方式的确过于粗糙。那作为关键的50块钱不仅在影片结尾根本没有交代,而且似乎刻意的被抹煞了。其实在我看来,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如果真是那50块钱,不仅更符合现实的逻辑,也暗合了一种更为现实的“市场伦理”,这种伦理是对现实本身利益关系的调整,与那种道德理想主义的伦理并无价值高低之别。但是张艺谋刻意的在影片结尾把主人公和一种更为崇高的道德动机联系在一起--虽然也是以隐晦的方式--无疑暴露出不仅为张艺谋一人所有的价值危机,旧有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基础已经瓦解,但是新的价值观念却未能得到足够的合理化的支持。只能以一种混杂的零乱的,但也许不乏真诚的方式出现。

  我从未怀疑张艺谋是一个真诚的艺术家,虽然对他拒绝参加嘎那影节的行为并不抱任何敬意。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时代里,我不得不提醒他:有时,仅有真诚是不够的。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影片本身存活于一种电影“机构”(或者说机制)中,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种种的问题都必然会制约和影响着它。一个导演如果只关心如何拍好“影片”而不考虑这种机制的双重作用——积极的和消极的--就必然会在时代的迷宫中迷失,而且他的逃脱也不得不以“落网”(戴锦华语)告终。在《一个也不能少》这个个案中,我特别想提到“媒体”这一主题:正是“电视”成为了最后的救世主,而且问题在于街头麻木的行人可以对张惠科和魏敏芝的存在熟视无睹,但一个电视节目就奇迹般的复活了他们的“良知”,并把援助之手伸向了以往从未留意过的乡村小学。这一情节反讽式的暴露出这一媒介社会的秩序--媒体的现实(电视节目)比日常周遭的现实更“真实”,可以让事物变得真正“可见”。张艺谋的电影揭示了这一问题,但他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起码的反省,而且义无反顾的加入了这种塑造媒体的“超真实”(鲍德里亚)的机制--“我们的另外一个目的就是,除了好看以外,还能告诉大家什么,让大家想什么,关心什么,爱什么……”--而这在我看来正是这部电影最危险的地方,他也可能让影片中的一幕在现实中重演:一部影片可以让人们关心那些底层的需要帮助的人们,但同时让他们对身边的这样的人群或现象熟视无睹的同时又心安理得。而在这时,所有的真诚都无济于事,也许我们应该牢记布莱希特在50年的名言:我们需要的不仅是陈述真理的勇气,更重要的是一种自觉的“策略”,或许这才是逃脱那无处不在的“机制”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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