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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0-05-30]
·何小竹·
前  妻

  她敲门时我还在睡懒觉,躺在床上看一本书,刚出版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小说《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他是这一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本小说我买回来有大半个月了,放在枕头边一直读得很艰难,开了几次头都读不下去。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听见敲门的时候,我正阅读到第一章的第二个自然段。

  这是星期天,而且天气不好,谁会如此唐突造访呢?

  与大江小说中的主人公十分巧合的是,那一年我恰好也是二十七岁,离婚不久,单身居住,也有手淫的恶习。但我从不在早上干那事,而是在睡前。这习惯是在婚前养成的,婚后便少有为之了。自从离婚之后,彻夜难眠,又重温旧习,居然乐此不疲。我又寻回了单身时的那种轻松感觉,自由自在,不需要任何准备,毫无负担的达到高潮,节奏的快慢全凭自己掌握。而在以前,我总是要问她:“想了吗?”她如果摇头,我便不敢松懈。为了延缓时间,我不得不努力去想一些与此无关的事情,或将眼睛移向别的事物(一般是看枕巾和床单上的图案),以此分散注意力。她是不希望我先于她而抵达的,这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已然成为一个规则。

  她是用右手食指关节敲的门,从那种轻柔的敲门声中,我已经判断出是一位女性。对于大白天还缠绵在床上的单身男人来说,这样的敲门声无疑是最让人心跳的声音。我将书页折了一只角,然后合上书,起身开门。但预想中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当看见是她站在门外,我是吃了一惊的。她提了一只旅行包,还戴着一副墨镜,头发显得有点零乱。“出了什么事?”我问。她没有回答。进了房间,她将旅行包扔到地板上,然后坐进沙发。墨镜遮住了她的眼睛,看上去更有几分神秘。离婚后,单位给我分了一个套一的房间,没有客厅,卧室即是客厅。我起床去开门穿的是睡衣,这时我只好从床边拿了衣服去卫生间穿戴。我在卫生间一边穿裤子,一边冲着外面问:“吃饭了吗?”她还是没吱声。我穿好衣服,又将牙膏挤在牙刷上,端起一只啤酒杯,准备漱口。“桌上的暖水瓶,酒柜里有速溶咖啡,杯子在茶几上。”我又说。然后,我开始刷牙。

  我刷完牙,洗过脸,用粘了水的梳子梳理了一下头发,站在便池前长长的排出一泡尿,打开水龙头冲去污迹,然后走出卫生间。

  我冲了两杯咖啡,一杯放在她面前,一杯我端在手上。那时她没有抬头看我,而是看着茶几上的那杯咖啡。她看了一会,伸手去端那个杯子,但端杯子的那只手抖得厉害,无论如何也没能够将咖啡杯端起来,送到嘴边。她于是放弃了这个动作,并用绞动双手来克制内心的情绪。她咬了咬嘴唇,终于哭出声来。

  她就是我的前妻。

  我这屋子确实很小,家具是随便凑合的,沙发、床、桌子、酒柜都从旧货市场买来,几箱子书堆放在床下和屋角,还没有书柜存放。一只大旅行包和一口纸箱装着我从家里带出来的衣物。没有电视和电冰箱。有一部电话,原来的房主走时折价让给了我。地板胶是我搬来后自己买来铺上的,天热了躺在铺了地板胶的地上很舒服。有一个三平米的阳台,但早已经变成厨房了。原来的房主搬进了烧天然气的新房,将一个煤气罐和一套旧燃具留给了我。
我可以自己煮饭下面条,还可以打开热水器洗淋浴。她来后,我在屋子中间拉了一块床单。晚上,我们各在床单的一边。她睡床,我睡沙发。屋子的中央吊着一盏60W的灯泡。

  这情境又有点象我们离婚前的那些日子。那时我和她的关系就有点紧张,或者说很平淡,彼此都不怎么说话,相处得十分客气。我们虽然还同床,但并不共枕。我们各盖一条被子。只有到周末的晚上,是约定俗成的“同床”日,那一天,或者她,或者我,自觉的将一床被子搬到沙发上去,只留一床被子在床上,然后,我们各自脱掉衣服,躺进一床被子里去。但我们还是不接吻,也不说话,一切都是默默无声的。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两年多,彼此的习惯都很了解。我知道该抚摸她什么地方,她也知道我下一步将要做什么。做完了事,我们各人去卫生间,她洗了,我再去洗。然后,或者是我,或者是她,将沙发上的那床被子又抱回床上来,我们各在一床被子下入眠。平常,我们都是各管各的。她煮一碗面条从厨房出来,我再进厨房去煮一碗面条。早上出门去上班,在拐角处吃豆浆油条,她付她的钱,我付我的钱。这规矩连豆浆店的老板也习以为常了。晚饭后我出去串门,她或者在家看电视,或者也去串门。有时她出去串门,我就在家看电视。我习惯躺在床上看书是结婚前和离婚后才有的事。

  现在,我们又住在了一个房间。我也没问她到底出了什么事,怎么又跑到我这里来了?我不问,想她自己说,如果她愿意。离婚后她怎么样,我其实是没去担心过的。倒是现在我开始担心,万一我忍不住,很可能就要复婚。所以,每次当我们都坐出了一些倦意后,我就说,准备睡觉吧。然后起身去取床单,搭着凳子将床单在房屋中间挂起来。看着那象幕布一样挡在中间的床单,她笑着说:“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当然。防君子不防小人嘛。”我也笑着说道。“晚安。”她说。“晚安。”我也说。

  我半躺在沙发上,毛毯盖住下身。我一时也还睡不着,要在往常,我这时候一般会拿起一本小说来读,而且是那种最深奥也是最枯燥的小说(比如过去的乔伊斯和现在的大江健三郎)。这样的小说读上一两页,睡意就会象胶水一样粘住眼皮。但如果这时候开灯,我恐怕会影响她入睡。毕竟她是我前妻,我得关心。

  我没有按通常那样去数一只山羊跳过栅栏,两只山羊跳过栅栏;而是决定思考一些问题。思考能起催眠的功效,尤其是思考眼前这种注定得不到答案的问题。但这个晚上的思考,非但没有为我带来睡意,整个神经反而越来越新鲜,乃至于如果再思考下去,就快抵达亢奋的边缘了。我掀开毛毯,走向卫生间,尽可能的不发出一点声音,以免将她惊醒。

  “没睡着吗?”她问。原来她也是醒着的。“我上卫生间。”我答道。我进了卫生间,对着便池老半天也解不出来。我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的冲了一阵。我洗了手,关上水,又用毛巾将手揩干。我出了卫生间的门,径直回到沙发上去。

  第二天,我还是照常去上班。我们单位的历史很悠久,据说其前身是清末的一个什么局,主管织造的。到了民国就成了直接从事生产和经营的公司。共产党接管之后,成了一个部属研究机构,汇聚了新旧两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我们占据了这个城市最古老的一幢建筑物,其建筑风格是苏俄式的,既坚固又厚实,象一个城堡。在建筑物的尖顶上还嵌着一面时钟,但我们都不把它作为现实时间的指示,而只看做是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面老钟已经多年失修,指针永远指着七点零三分。这是哪一天的七点零三分呢?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走到单位就有同事这样问我。我脑子里还想着前妻回来的事。我疑惑的看着他,表示什么也不知道。“上面已经发了文件,要搞业务考核,不合格的回家待岗,领30%的基本生活费。”原来是这样。我好象并不很紧张。“你有什么打算?”他问我。我摇8头,表示没有什么打算,或者说,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我前妻回来了。”

  他很不解的看着我。当然,我也不能要求他把这个看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是私生活。我们习惯这样认为。

  进了办公室,又有人告诉我,我们科室有九个人已列入了待岗人员名单,我便是其中之一个。院长和院务会成员分别找待岗人员谈话,做说服解释的思想工作。一些中年同志大吵大闹,思想不通。我没有什么,完全服从院领导的决定。我表态的时候显得很平静。

  那天负责找我谈话的院务会成员是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平常没有过什么接触,只知道他是动力所的,也听说过他的一点风流韵事。院委会办公室的那位女秘书是尽人皆知的,传说中她和多位院委会成员都有一腿,有“院委会的公共汽车”之称。我们科室的很多人谈论起这辆“公共汽车”总是眉飞色舞的,仿佛也成了那辆公汽上的乘客,全身都在颠簸。我一贯对科室的人不屑一顾,对那些秃了顶的深度近视的院务会成员也没有好感,所以,我始终认为那不会是一辆好车,虽然我没有见过她。我倒是听说院长有一辆“私车”,而院长是院领导中唯一没有秃顶也没有戴眼镜的男人,他不上“公共汽车”就说明他的品味还不俗,那么,他相中的势必应该是一辆好车。我这样认为。

  谈话的时候没有其他人在场,办公室就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的坐着。他自己不抽烟,但却揣了一盒烟来,谈话的过程中,不断的递烟给我抽。我也就只是抽烟,很少说话。虽然我没有说话,但不等于我什么都没有想,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些秃顶的中年男人坐上“公汽”后是怎样一番情境?他们经得住多久的颠簸呢?然而我表面的沉默却使他变得滔滔不绝,从改革的意义谈到人生的价值,以及婚姻,家庭,知识分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他一直说到面色潮红,并情不自禁的也点燃了一支香烟。他显然没有抽烟的经验,烟雾熏出了他的眼泪。他摘下眼镜,用手帕擦拭着眼眶。就在他停顿下来的那个间隙,我表态说:“我没有什么,完全服从院领导的决定。”他听我这样说,又仔细的凝视了一下我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对我的反应有那么一点出乎意料。我没有吵闹,没有那种常见的歇斯底里症状,这反而使他感到困惑和惊讶。

  “你还年轻,还可以重新开始,千万不要想不开呀!”他语气诚恳的说。见我仍然是那种面无表情的模样,他又补充说,“实行待岗不等于就把一个同志完全推出去不管,毕竟还保留着公职,还是院里的人嘛。况且,考虑到待岗的同志在心理上和经济上都需要有一个缓冲,前三个月全工资照发。以后,公费医疗……”我打断他的话说:“我真的没有什么,请相信我。”

  他离开的时候,特别加重了那种慈祥的目光,并把剩下的半包香烟全都留给了我。

  我开始清理我的办公桌。这张办公桌我已经用了五年,桌面的玻板下压着这五年中和同事们参加各种会议、游览、聚餐时留下来的照片。我将照片一一取出来,装进一只信封。办公桌一共有三只抽屉两只脚柜,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有去清理过,所以我自己也很吃惊,里面的内容会那么丰富。我首先发现我原来是一个多么爱写信的人,因为其中一个抽屉装的全是同学,朋友的来信,这意味着我也曾经向外发出过同等数量的信件。

  没想到今天的天气这么好,已经是下午,阳光还这么充足。我们这种苏俄式的办公楼窗户本来就很宽大和敞亮。我坐在临窗的办公桌前,拆阅一封封旧信,从窗外银杏树透过的光影洒落在我脚前的木地板上。

  还有一大叠旧信没有翻看,但我已经不打算再看下去了。我已看得头昏脑胀,眼睛也很疲劳。还有一些大的牛皮纸文件袋,里面也不知道装了什么?但是,眼下我已经没有兴趣和精力再去发现那一页页粘满了灰尘的过去了(即使那其中还残存有一些让人惊讶和兴奋的片段)。我将它们连同旧信件和过期杂志笼统的分装进三只塑料口袋里,捆好,堆放在地板上。

  当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出了大门,来到街口,望着街面上下班的人流,竟一下不知该往何处去了。这并不是说此刻我有什么失落或伤感,因为这种所谓的人生变故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意料之中的,甚至也是我早就盼望的,应该说,我有足够的心里准备。所以,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在此刻突然有了这种茫然?

  犹疑了片刻,我猜想出自己刚才的那种茫然感,也许是因前妻而起的。她现在就在我那单身宿舍里。我进一步猜想,她可能已经将我那窝一样的房间收拾得像一个房间而不再是窝了。她一定还去买了菜回来,做好饭,摆上桌子等我回去像小两口一样的共进晚餐。为了营造出某种似是而非的氛围,她说不定还买了一支红葡萄酒(一支赤霞珠干红葡萄酒,我喜欢的品种和口味)。然后,关了电灯,点上蜡烛--不,这样过分夸张的举动还是不大可能。但我为什么要在那个瞬间里冒出这样的猜想呢?对于前妻我这样猜想是不是太刻薄了?或者,我是存心要把她想得滑稽可笑一些?但这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还没有想好是否马上就回家。如果家里面的情景真是我猜想的那样,我将如何面对呢?我没有把握能够在那样的氛围下和前妻吃饭而无动于衷。我心地善良加性格软弱,甚至还有自己感动自己的毛病。别人要再感动我一下,事情一般来说就变得一塌糊涂了。

  同事B也从院门口推了自行车过来。这个B长着一张胖脸和大嘴,成天乐呵呵的。他一眼看见了我,就乐呵呵的喊我的名字,然后用一种很有气魄的声音说,怎么样,今晚再大战一场?我们上周末几个同事就在他家打了个通宵麻将,这个B嬴了二百五十元,很有一种自豪感。我本来不是太有兴趣,但却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他。他便豪迈的说,那就干脆别回家了,去我家吃饭,咱哥们喝点小酒。我赶忙说,我买酒。我不由分说,就去旁边的杂货铺买了一瓶白酒。他本来还在阻止我,但看见我已经拿在手上的那瓶酒的牌子,就乐呵呵的笑起来,说,这酒好。然后他开始给另外两个同事打传呼。打完传呼他对我说,还是那天晚上的老褡子。我也笑了笑,显出十分会意的样子。

  今天晚上可能又是个通宵大战。

■〔寄自四川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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