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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心丽·
最后的牧歌
        阴影下面是喧哗的街道
        街道上走过匆忙的他们

  游轮在洪泽湖里航行。初夏的阳光照耀在水面上,水面上闪动着刺眼的白光。岸是淡淡的一抹灰白,像烟。我和朱文坐在舱尾。空调机在我们旁边呜呜地工作着,吹出并不清凉的风。这一船的人都是眼熟的人,写小说作家和评小说的学者。我一向惧怕开会,无论参加什么会议都会感到无聊和孤独。因为我和朱文都是南京的,我们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仅有的两个无职无业无级的写作人,所以就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他是真的不想来开会的人。那天他迟到,害得一车的人都在等他。在这一船人中他是最年轻的。样子也很酷。第一天到餐厅吃饭的时候不少人用惊异的眼光看着他。他的脑后扎了一个摇滚歌手或是前卫画家才有的小辫子。他写了一本《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的长篇小说。
  世界有的时候很小,有的时候很大。我和他同在一个城市。过去虽见过面,却从未交谈过。我看他的小说是在一年前。我是在《新华文摘》上看到批评他的文章,才去找他的小说看的。他有一篇小说叫《我爱美元》。
  船在航行。窗外是没有渔帆的荒凉的水面。游轮的马达声和空调的压缩机的声音很响。船舱里有一股酸酸的陈醋味道。可能以前有人把醋泼洒在船舱里。
  “你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我问他。他答道:“对”。一脸温和的大男孩的样子。
  “哪个系的?”
  “动力系。”
  “毕业后分在哪个单位?”
  “华能电厂”
  “在那里干了几年?”
  “五年”
  “哪一年辞职的?”
  “94年。我是很敬业的人,一个项目做完了才离开那里的。”
  我觉得自己像个查户口的。但我又很想知道小说以外的他。写小说的人和小说往往是两回事。
  “你在大学时代开始写小说?”
  他答道:“写诗。”
  “没有看过你的诗。你的小说写得挺好。”
  他听我这么说不好意思地一笑:“我的同学吴晨骏的小说也写得很好。”
  我说:“没有看过。”
  他有点失望。
  “吴晨骏和你是一个系的?”
  “对”
  “同班?”
  “对”
  “吴晨骏什么时候辞职的?”
  “95年。他在电力研究所工作。”
  “跟你学的?”
  朱文笑。他笑的样子沉静开朗颇有感染力。没有他的小说里的那种焦虑彷徨和躁动。
  “吴晨骏在大学里也写作?”
  “写作,也写诗。他的诗写得很好。”
  “你们真是一对难兄难弟。人家下商海,你们下文海。”
  “我们喜欢写作。”他轻轻地说。目光转向窗外。湖水是浑浊的。岸虽远却比先前清晰了。靠岸的地方长着青翠的芦苇。他生在福州,在苏北的宝应长大。那是九九艳阳天的地方。我突发奇想,如果此刻船翻掉他肯定是能够游上岸的。如果对岸是荒原,他也不会在乎。他会发电。只要有风,有水,有煤,他就能搞出光和热来。只要那里有女人,那里的女人都会迷上他。于是他就能写出诗来。
  写作和发电是两个不搭界的职业。对于一个敬业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其一。动力专业是一个永远被社会需要的专业。如果他们做一个电力工程师,他们这辈子的生活将会非常稳定。但是他们选择了文学。1994年,1995年,二十几岁的他们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为了这个选择他们将终生漂泊。
  “住在家里?”
  “我有一套房子。”
  “一个人住?”
  “和女朋友。”
  “你养活她?”
  他一笑说:“互相养活。”
  这时有人喊我们去签名。船主是个附庸风雅的人。他是不会放过这一船的作家和学者的。他要这船舞文弄墨的留下墨宝。其实文化人和文化人是大不一样的。是有区别的。作家的生存状态不一样就什么都不一样。最近一位朋友推荐我看新近出版的《萨特文学论文集》,那篇《什么是文学》论文中的关于“作家的处境”一节就谈到了这个区别。
  签过名我就到甲板上去了。船不一会儿就靠了岸。一船的人都上了岸。岸上热得要命。太阳光很毒。晒得人睁不开眼睛。再热再晒也比坐在会议室里饶舌愉快。朱文和王干走在我的旁边。他们突然问我:“王心丽你有没有情人?”
  刚才在船上我对朱文的盘问了一番,这把他在回报我了。我说:“有啊。”
  他们坏坏地笑着追问:“在南京吗?”
  我说:“在。”
  “叫什么名字?”
  我逗他们:“不告诉你。”
  “什么?他叫不告诉你?”
  “是呀是呀、,我不告诉你。”于是我们哈哈大笑。想到朱文的那个短篇小说《老美人 小刺猬》里的“吱吱吱”“咕咕咕”很是幽默,我又笑。在湖堤上,好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第二天又开会。会上朱文发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言。只有无职无业的人才会这么毫无忌讳地说话。这是自由作家的自由。自由作家这四个字是自由作家们自封的。他们是自由撰稿人。被承认的作家只有两拨: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
  当晚朱文就乘车回南京了。他把他的电话号码留给了我。我们是朋友了。

  后来我又认识了吴晨骏。
  八月里的一天我在家里忙电脑上网。上网软件一上去电脑就死机。删那个程序的时候的时候又把光驱带走了,显示屏上漆黑一片。看钟已是下午4点半了。电脑公司要下班了。正急得一筹莫展的时候,朱文打电话来约我晚上在“半坡村”喝茶。我说:“我的电脑坏了。无法启动。你能不能帮我修一下。”
  他说:“吴晨骏是电脑大拿。晚上吴晨骏也来。让吴晨骏帮你修一下。”
  “半坡村”就在我家附近。这是一个文化氛围很浓的茶馆。南京的一些年轻的作家、艺术家常在这里聚会、约会。晚上我去“半坡村”。朱文、韩东、吴晨骏都在那里了。我的朋友电视台的记者巍儿小姐还没有来。
  “这是韩东,这是吴晨骏,吴晨骏帮很多人修过电脑。”朱文对我说。
  朱文的辫子剪掉了。剪成很短很短的板刷头。我惊奇地看着他。“热死了,就剪掉了。”他抱怨道。他送了我一本他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弟弟的演奏》。
  “你有弟弟吗?”我问他。
  “有。我弟弟是南京大学毕业的。”他告诉我。
  我是第一次见到韩东和吴晨骏。
  我认识韩东的哥哥李潮。韩东比他哥哥显得书卷气。关于韩东成为自由作家的消息我最早是在徐乃建那里听说的。许多年前李潮在《青春》杂志的时候,住在七楼。他家养了一只乌云盖雪的大花猫。93年西安《文友》的一个女孩子来组稿,用崇拜的口吻对我说:我见到韩东了!我说:我不认识他。那女孩子顿时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我只得跟那女孩子解释:我平时不和作家交往。
  吴晨骏坐在一边听我们说话。他戴着眼镜像个在校的大学生。我突然冒出一句:“你们三个是晚生代的小朋友。”他们对“小朋友”的称呼感到委屈,都说:“我们都过了三十岁了!”
  不一会儿巍儿小姐来了。朱文又送给巍儿小姐一本书。让他们三人谈话,我和吴晨骏走了。
  在明亮的灯光下我看到了吴晨骏头上的白头发。他才三十岁出头。这白发应该长在五六十岁的老人头上。吴晨骏帮我修电脑,他熟练地在键盘上敲击着那些命令。我坐在他的旁边。他原先是在电力研究所工作的。如果他不离开那里的话,现在恐怕都是高级工程师的了。
  我又开始“查户口”。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汉中门。”
  想到朱文和女朋友住在一起,便问:“你结过婚吗?”
  吴晨骏“嗯”了一声。
  “她在哪个单位工作?”
  “一家工厂。那个厂效益不好。”
  “你们有小孩吗?”
  “有一个女儿。”
  “靠稿酬生活能过来吗?”
  他沉默。后来说:“有时我也找一些别的事干干。可以抽烟吗?”
  没有人在我的房间里抽过烟。但我还是找了一包香烟给他。他抽烟。那烟在房间里飘散,味道苦苦的。
  我本不该问这话的。他的小说都刊登在文学刊物上。凡是写作的人都知道现在文学刊物的稿酬是微薄的。上半年写的下半年登,今年写的明年登。这种生活的困窘写作压力其他的作家是不会感受到的。这种写作是脑力心力和体力的马拉松。他看上去还算健康。这就是本钱。没有职业的人是不能生病的。
  不一会儿他就帮我把电脑修好了。“上网还不行。过几天我再来帮你重装 Windows95 。”
  我拿出一本《海风通历》问他:“你属什么?”
  他说:“马。”
  我说:“属马的人今年运气还不错。”
  他一脸忧伤地说:“正月里我就被丈母娘家的人赶了出来。”
  我安慰他:“1998你的文运不错。”
  我和吴晨骏回到“半坡村”。韩东和朱文正在帮巍儿小姐看手相。后来我们在一起喝茶喝到11点。
  第二天吴晨骏打电话给我,问我:“电脑还能用?”我说:“打字还行。”
  “过几天我来帮你上网。”他说。
  几天后的一个闷热的下午他来了。大约花了两个小时,他帮我重装了 Windows95 接通了 Internet
  晚上我请他在青岛路口的肯德基快餐馆吃饭。我们面对面地坐在灯火通明的餐厅里。餐厅里环绕着流行音乐。他的话不多。我在他黑黑的眼睛里看到了深沉的忧郁。到这里来吃饭的年轻人居多。从穿着上看,他们都是“白领”。我又想到他原先的电力研究所的那份工作。如果他不搞文学,他的生活会很好。
  “没有工作就什么也不是了。”他叹息道。
  在欧美的一些国家艺术家、作家有钱就搞艺术、就写作。没有钱了就去找一份工作。有钱了再辞掉工作,再搞艺术、再写作。国情不同就一切都不同。
  “没有工作就是无业游民。”我说。
  自由作家就等于个体户。你的小说写得再好,在别人的眼里你还是另类。不要你写作你偏要写作,你只能这么生活。或者说是自作自受。生活对有的人来说是美好。对有的人来说是残酷。永远不会公平的。如果公平就不会有文学。
  “你们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学理工的人路子比学文科的宽。”我对他说。
  “现在我还不想回头。”
  十月里我替他拍照片。到他家去。他家在汉中门附近的一条灰蓬蓬的小街上。他住在一幢破旧的楼房里。那楼里住了很多人家。他们都是干杂活为生的平民。一条西向的放着杂物的通道阳台是所有人家的走廊。环境很嘈杂。他的家门口正对着路边的一个大变压器。这仿佛是命运对他选择的嘲讽。他年初的时候才搬到这里来。房子的租金占了他们收入的一半。一个门进去。外面一个小间供吃饭和写作用。里面是卧室。卧室终年没有阳光。房里的家具是乳白色的。这套家具是他结婚的时候买的。那时他的收入很好。这套家具随他搬了6次家。他的妻是一个清秀瘦小的南京姑娘。他的女儿圆圆脸模长得很像他。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他要写作,还要靠微薄的稿酬支撑一个家!
  “我喜欢写作。”吴晨骏说。他说话的语气像个固执的男孩。
  这话朱文也说过。
  他们是真正喜欢写作的人。
  拍过照片,我和吴晨骏坐在汉中门广场断裂的古城墙边谈话。秋天傍晚的天空真是明净,连云彩都是透明的。草坪依然翠绿。
  他的童年是在苏北泰州度过的。他的父母在他少年时代就离婚了。他和他的哥哥是跟着他母亲长大的。母亲对他辞职的事情很伤心。
  夕阳的光辉染红了远处的林立的高楼。风景就像眼下流行的时尚杂志的一样华丽而虚幻。
  “我想买一小套房子,这样我就可以安顿下来写作了。”他对我说像在自言自语。
  这是他最大的希望。这希望在很多人看来算不了什么,对他来说却是难以实现的。
  十一月我看到了他的小说《逃学去新疆》。写的是大学时代的他去新疆找父亲。他的小说氛围感很浓,感觉细腻,语言流畅精致,这可能和他写诗有关。那种无可奈何的哀伤那可能和他的生活处境有关。主人公的心里总是在向往飞快的速度或许和他大学时代学的动力专业有关。
  后来他把他的小说《梦境》从网上发过来给我看。我看得泪流满面。这是一篇少有的好小说,是篇美文。如梦如幻的意境又全是真实。就像一个困顿人深夜从梦中醒来回想不可追寻的曾经美好过的岁月,那悲凉和感伤是令人绝望的。我也有过类似的感受。他是明白自己的处境的,但又无法抗拒自己的选择。

  1999年朱文和吴晨骏仍然在执着地写作。朱文在《大家》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从去年秋天开始他一直躲在老家写作。吴晨骏将要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明朝书生》
  明年就是21世纪了。

■〔寄自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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