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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on 2000-12-21]
·凌越/拉家渡·
在诗歌的此时此地
--诗人凌越访谈


生活与爱
生活方式和写作的优劣并没有联系……

:请描述一下你一天的生活。它们和你的内心/诗歌构成什么样的联系?
:每天的生活几乎都是相似的:吃饭、睡觉、娱乐、看书或写诗;它们和我的诗歌有一种因果关系——因为单调的生活所以产生有魅力的诗歌。

:对一名写作者而言,教师好象是一份很合适的职业,它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首先教师这个职业提供了写作所必须的空闲时间,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个性中的某种单纯的东西能够保存下来。

:大学毕业后你为什么选择来广州?对许多内地诗人而言,广州并不是理想的的栖居地。
:因为广州有一所可以接受我的学校,当一名教师而不是为了办案而到处奔波的“公检法”是我当时的理想。来广州之前,对自己是否能够继续写诗也有疑虑,来了之后才发现想象的和实际情况是两回事,只要想写,在哪都一样。

:你对城市生活是喜爱还是失望,或者是其他态度?
:我在广州,那么我过的应该是城市生活,对城市我谈不上是喜欢还是失望,只是我无法想象生活在乡村将是什么样的情景。城市嘈杂的外部环境,淡漠的人际关系反倒为心灵的自由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你身边的诗友会不会对你的写作构成一种尺度?
:很幸运,我在大学时代就和肖开愚、朱朱、陈东东成为朋友,刚来广州又认识了黄灿然,他们都给了我阶段性的帮助,而且这些帮助主要是在人格上的影响。我现在写的诗和任何汉语诗人都没有相似之处,这一点让我意识到我还可以写诗。

:感情呢?可以透露一下你个人的情感吗?这是了解一位诗人的重要线索。
:我爱过一些女人,也被一些女人爱过,就这样。

:就你的生活轨迹上来看,从铜陵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你认为地址的转移会不会加深一个人对生活的敏锐度和感受力?
:我在两年前给香港的《呼吸诗刊》写的一篇随笔中,曾以“暴躁”的方式提到这三个城市给予我的影响,铜陵是我的家乡,知道这两年我才发现这个僻静的长江下游的小城从一开始就给我的诗歌中注入了诚实的品性,而广州就象张晓舟说的那样:“这座繁荣的混乱不堪的城市显然决定性地决定了凌越的诗。”如果我不在广州,我很难想象我的诗会是什么样子。流浪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和写作的优劣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对自己的生活和诗歌有什么期待?
:健康地生活,写健康的诗。


诗歌与活动
事实是,好的诗歌只能存在于美好的心灵之中……

:据我所知,你的长诗《虚妄的传记》在诗歌界影响挺大,它被认为是一首成熟的作品,请你谈谈这首诗的写作情况。
:《虚妄的传记》是我九五年的作品,由49首诗歌组成,共计1000行,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从技巧到观念都有很多想法,而且是针对汉语诗坛的。前不久张晓舟在《新快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首组诗的诗评,他的看法正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们谈到一个成熟的诗人,是否看他的技巧成熟?
:一个诗人的成熟取决于他的心智是否成熟,技巧只是一种水到渠成的东西,那么多诗人从技巧出发写诗实在是舍本逐末。

:对你影响巨大的大师有哪些?
:学诗这些年我喜欢过许多诗人,光是二十世纪的美国诗人都有一打,可是到现在我喜欢的诗人越来越少,而对我影响深远的大师只有两位——惠特曼和波德莱尔,我从惠特曼哪里学到的是爱,而以《恶之花》闻名于世的波德莱尔教给我的仍然是爱。

:从去年开始,你组织过几次诗歌朗诵会,好象还吸引了不少外省诗人的参加,这是否就是“文学即气氛”?
:去年我组织过三次诗歌朗诵会,三月份是在“不插电”,五月份是在“水边吧”,九月份是在“蓝调共和”。只有一次比较有意思,来的人多,而且很多是来听音乐的,结果“不幸”碰到了诗歌朗诵会。因为有这样一些需要诗人通过朗诵去“征服”的听众,参与那次朗诵的诗人朋友们都觉得比较刺激。参与朗诵的主要是香港几个写诗的朋友:黄灿然、廖伟棠、王敏、吴季,九月份那次还有肖开愚和郑单衣。本地的参与者有连晗生、杨子、小说家冯坤和李凡。
  搞朗诵会的念头是从马雅可夫斯基哪里来的。前两年我很喜欢马雅可夫斯基,他的诗歌的活力以及面对大众的坦然而粗犷的态度令我着迷,而且我试图在朗诵中呈现过于书面化的诗言的做作之处。直接的自然的口语当然是诗歌的正途。朗诵会的整体结果有点令我失望,酒吧朗诵说穿了还是一种沙龙活动,而沙龙是令人厌恶的。

:你先后编辑和参与编辑的一份民间诗刊《新诗人》和一份综合类艺术刊物年刊《卫》,请你谈谈两份刊物的编选思想和艺术取向。
:《新诗人》是我和廖伟棠在98年创办的一份民刊,上个月第二份也印出来了,作者都很年轻,包括南京的刘立杆、朱朱、北京的杨溢、冷霜、哈尔滨的桑克、香港的吴季、廖伟棠、广州的连晗生和我。他们现在的影响是有大有小,但他们的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再过十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将成为汉语诗歌的中坚力量。创办这份刊物的直接原因是,汉语诗坛无论是官方还是非官方都没有一份令人信服的刊物,官方刊物自不必说,民刊也多是毫无立场可言的大杂烩,毫不相干的诗人被强行放在一起,导致彼此的诗歌观念都受到削弱。
  《新诗人》可能是目前唯一一份主动排斥著名诗人的诗刊,而且我认为我们的主动排斥是有道理的,他们名气那么大,写得那么糟糕,这对一份刊物来说只能是有害无益。
  《卫》是我和小说家冯坤、摄影家王宁德在去年创办的综合性艺术年刊,刊物的统筹和运做由冯坤负责,我是这份刊物的诗歌编辑。创刊号是年初印出来的,由三本分册组成,小说卷是冯坤的《晃来晃去的人》,摄影卷是王宁德、黎朗和亚牛的〈旅程、白日梦 作品 自画像〉。在此我想说明的是这些作品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一流的。以后我们将每年出一本小说、诗歌和摄影的合卷。有些朋友会问“卫”是什么涵义,当初我们决定使用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觉得“卫”的发音和字型比较好,没有想更多。至于〈卫〉的艺术取向,冯坤已经在发刊辞中以他惯有的猛烈方式做了精彩的阐述。

:这两份刊物都是非官方办刊物,你是否认为“诗歌在民间”?
:“诗歌在民间”是韩东、于坚的说法,对于这种牵强附会的教条的说法我毫无兴趣,事实是,好的诗歌只可能存在于美好的心灵中。

:下一步有什么写作计划,会尝试写小说吗?
:这两年我希望我能完成我写了两年的组诗〈尘世之歌〉,可能会交叉着去写另外一个组诗,慢慢写,反正我又不是多产的诗人。在更长的时间内我都会写诗,兼及诗歌批评,小说还不会尝试,再晚些吧。


(本文曾发表于《南方都市报》,记者拉家渡)

■〔寄自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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