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兒子，小爸爸？
論日據時代少年成長小說的無父狀態

有一學期的國文課，我選的是現代文學選讀，在課堂上，介紹所謂台灣日據時代作家時，我們讀到了賴和、楊逵…等人的作品選讀。在課堂討論時，同學們莫不以當時期殖民統治下台灣人的悲苦情境、文本中某些象徵（例如，〈一桿「秤子」〉的秤子、〈貘〉一文中的貘…等象徵意義）為重心，大書特書。這的確是在進行閱讀活動時，最頻繁的反應–說明、解釋（explication; making explicit）。而這種活動的預設，Macherey 在《文學生產的理論》中講的很清楚：說出文本裡可以被說的部份，然後在說明、解釋完畢之後暗示—（文本）全部（都）被說出來了（Macherey, 22）。

然而 Macherey 接著質問讀者：難道這樣就夠了嗎？他認為文本（text）中除了被說出來的部份（said, spoken），更重要的還有不能／沒有說出來的部份（silence, unsaid），那是一種匱缺（absence）；他希望在進行閱讀活動的讀者，要能夠將 said/unsaid 並置，去觀察究竟有什麼深層結構在運作，以致於形成如此的並置狀態，並且檢閱文本的匱缺部份—有什麼東西是文本不想說，卻被迫說出來的—因為事實上在文本中說話的，是匱卻的那部份（...it is the silence that is doing the speaking）（Macherey，24）。所以 Macherey 要求讀者要進行所謂徵候的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這是我在本文中挪用的中心概念，也是進行閱讀這些作品的基礎。

我自己在讀這些文本時，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這些男作家不約而同的對男性少年角色，有十分多的著墨，不論是以少年作為第一人稱的敘述者（楊逵〈送報伕〉、龍瑛宗〈貘〉）、以第三人稱對少年作全知觀點的敘事（張文環〈重荷〉），或者是對敘述者的少年時期有相當程度的描寫（賴和〈一桿秤子〉、翁鬧〈音樂鐘〉）。在這些文本中的少年們，皆因情節的推展、事件的鋪陳，而歷經了某種轉變／啟蒙（experienced）。西方文學傳統中，將具有上述特色的次文類稱為少年成長小說（Bildungsroman）、或者是啟蒙小說。在台灣當代文壇也不乏有少年成長小說的例子：在 1993 年紅極一時的《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和王宣一的《少年之城》。西洋文學中有更多作品：赫塞《徬徨少年時》、喬依思《阿拉伯商場》、沃夫《天使望鄉》…這些作品除了在敘事策略、語言風格上和日據時代的作品大異其趣外，還有一點很重要的差異（然而文本並沒有主動地說出來）—日據時代的少年成長小說中的父親們幾乎全體在文本中缺席。

〈一桿秤子〉中的秦得參、〈送報伕〉中的楊皆少年喪父，〈重荷〉中只見少年健和其母，（讀者）無從得知其父的下落，在〈音樂鐘〉和〈貘〉中對敘述者的父親未提隻字。這種普遍的失父狀態，對比起〈一桿秤子〉、〈送報伕〉及〈重荷〉中強調以母子關係作為文本的主要敘述軸線、或甚至是母子共同維持家庭運作（兒子工作賺錢養家）、兒子其實逾越了原本子的位置，替代缺了席的父親，造成大兒子／小爸爸的錯置。

但是接下來要問的是：為什麼這些文本裡的父親要以各種形式缺席呢（沈默、死亡、失蹤…）？在父權至上的社會中，「父親」這個符徵（signifier），不只是稱謂，更是被父權系統賦予了威權、權力執行的優越位置，而文化系統對於「父親」有具備相對等的期許：例如性格上要堅毅、果斷、強壯。於是當我們回去檢視這些文本時，會發現最符合「父親」一文化角色的是〈貘〉一文中，友伴徐青松的曾祖父：

〔徐青松的〕曾祖父活到七十八歲。直到死前，他還握著一家大權。不愧是年輕時起就有夢與野心的人，剛毅果斷，家人都畏如雷公。一家人都唯唯諾諾，聽重他的差遣。（龍瑛宗，144）

中國父系社會的人倫關係，是建立在位置／權力的絕對不平等上，因此有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位階出現。沒有權力的差別，就沒有相對的位子。那麼這些文本中兒子的僭位，是否在暗示著父親的失權／失勢，導致的無父／子之別，強迫少年們經歷急速的成長（rapid growth）成為小父親？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型態一文中強調，所有的社會生產物（當然包括文化生產）皆受當時社會生產條件所限制。如果我們把這些失父的文本擺回當時生產時的歷史脈絡，有一種解釋失父狀態的可能性，便清楚的浮現—日本強勢的殖民政權，掏空了台灣本地父權系統的符指（signified）：威權的、擁有資源（土地）的、執行法律運作的…各種優勢的位置與權力。

我們所能見到的「父親」是〈送報伕〉中土地被製糖公司強行以賤價收購的男人，在歷經警部（日本殖民政權在台的執行系統之一）一陣凌虐後，含恨永眠。〈一桿秤子〉中的成年秦得參（此時已有一子一女）疾病纏身，好不容易上街販售花菜，亦遭巡警羞辱。被迫以各式各樣方式自文本中逃逸的父親，同時催化了兒子的成長，和更大更威權的父親（日本強勢殖民統治）對抗。

然而兒子們的焦慮和選擇是殊異的。〈貘〉中成年後的主角對於權貴之家的崩解，採取冷眼旁觀的角度；〈重荷〉的少年健一心想成為老師，享受配掛金質肩章的榮耀（暗示他願意被主流收編，成為其間執行者的一部份嗎？）然而楊逵卻堅定地告訴讀者，只有工人運動／社會運動才是社會改革的希望，妥協、沈默就只有死路一條，一如他在〈頑童伐鬼記〉中對孩童做如是的召喚。

參考書目

Macherey, Pierre (1978) . "A Theory of Literary Production" A Crit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Reader. eds. Antony Eastope & Kate McGowan.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2. 21-30
張大春。《少年大頭春的生活週記》。台北：聯合文學，
王宣一。《少年之城》。台北：麥田出版社，1993。
賴　和。〈一桿「秤子」〉。《賴和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楊　逵。〈送報伕〉。《楊逵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翁　鬧。〈音樂鐘〉。《翁鬧、巫永福、王昶雄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龍瑛宗。〈貘〉。《龍瑛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
張文環。〈重荷〉。《張文環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1。